张心泰笔下之潮州民俗（三）

潮州青龙庙跨城南大堤，当韩江之冲。神素灵应，常有灵物蜿蜒龛次香案间，其色青，过潮者咸祀之。然不可必见也。潮人睹青龙来，辄谓神降，奉益虔，至不敢以暧昧质祠下。家大人守潮时，有一金蟾来库书房内，书吏奉承畏惕，罔敢越思，一时演剧供奉，不能禁止。相传神为蜀汉永昌太守王伉，诸葛征蛮，伉守城捍贼，殁为明神。前明滇人有宦于潮者，奉像至此，号安济圣王，立庙镇水患，遂获安澜，殆《传》所谓有功于民则祀之与？每年正月廿四日，神出游，士庶男妇，无不手香一束，环跪门外。

此节有关青龙庙的由来，庙会的盛况，多转录自乾隆《府志》，但饶有意味的描述却在“家大人守潮时”后之一段话：明明是一只浅黄色的癞蛤蟆，却美其名曰“金蟾”，由于受“青龙信仰”的长期熏沐，府署内的书吏竟“演剧供奉”，知府大人也“不能禁止”。这个故事的背后，雄辩地揭示了一个道理：欲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官吏须率先垂范，反则反之。

广州祀金花夫人，潮祀三山国王，皆不经之祀……洪武二年，诏天下府州县始立（城隍）庙。七月二十四日，为（广）东省城隍诞，司香火者造符録（箓），以是时售之。城隍诞前一夕，男妇杂沓，在神庙坐卧通宵，谓之“打地气”。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神语》谓：“广州多有金华（亦作"花"）夫人祠。夫人字金华，少为女巫，不嫁，善能调媚鬼神。其后溺死湖中，数日不坏，有异香，即有一黄沉女像、容貌绝类夫人者浮出，人以为水仙，取祠之。”三山国王则相传是“肇迹于隋，显灵于唐，封于宋”（元·刘希孟《明贶庙记》语）的粤东保护神。他们都是地方的“不经（不见于经典）之祀。”而城隍神就不一样。韩愈在潮州时所写的五篇祭神文中，就有《祭城隍文》，可见，城隍神是唐代官方承认的神祇。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朱元璋封南京、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等六位城隍为王，秩正一品；各府城隍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各州城隍为“灵祐侯”秩正三品；各县城隍为“显祐伯”，秩正四品。还下旨让天下府、州、县建城隍庙，规格、配备等要与当地官署正衙相同。这样，各地政府就有阴、阳两座衙门，而城隍爷的级别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地的主管官员。朱元璋曾对宋濂说过内心话：“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说白了，就是鼓吹鬼神的威力，震慑臣民，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参见马书田《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2）正因为有了统治者的鼓吹、扶持，城隍神的地位日高，而民间“城隍崇拜”的影响日深，所以才有《粤游小志》中的“城隍诞”、“打地气”等记述，而潮州笔架山韩祠内甚至也有乾隆廿六年（1761）由刘在田所书写的《抄勒羊城城隍庙中碑记》的碑刻。

潮、嘉称土地神为伯公，以六月初六日为伯公生日。无论城市村庄，有伯公坛者，皆张采棚、悬灯穗，管弦声沸，百里相闻。城中尤为繁盛，相赛陈设。近城士庶家所藏字画古玩，毕集坛内，亦俗中雅尚也。

土地庙遍布城乡，土地神的塑像多为白胡子的慈祥老者，故“潮、嘉称土地神为伯公”，显得分外亲近、亲切。按阴阳五行学说，十二地支中的寅卯属东方木，庚辛属西方金，巳午属南方火，亥子属北方水，其余之丑、辰、未、戌属中央土，而未（六）月又居一岁之中，故仿重五、重九之例，定六月初六日为土地诞辰。土载万物，故“士庶家所藏字画古玩，毕集坛内”，以彰载物之土德，不敢秘藏于家中。此固潮州文化底蕴深厚之印证，亦赢得张氏“俗中雅尚也”的高度评价。

粤俗不论士庶之家，凡生子女，皆于床下祀阿婆娘，仅燃香灯不燃烛。儿曰花男，女曰花女，有恙祷之辄愈。上元节以五色纸仿宫灯式，作小纸灯十数悬床前，名“阿婆灯”。俟子女长成后乃止。

上节言“粤俗”，可知床下祀阿婆神乃广东各地祈望婴儿健康成长的普遍习俗。其祭祀细节与潮俗略异，但从中可依稀看出潮人拜“公婆神”、“出花园”的脉络。而潮人盛传的“公婆神”形成的故事，有点不伦不类，为省篇幅，此处从略（读者可参阅拙著《拙庵文丛》（二）之《真君庙·保生大帝·花公花妈》）

东粤民居，无论大小屋舍，堂前必建神楼。潮俗，庙乩童每用神名帖互通谒，尤可笑者，如关帝之拜观音大士，帖书“愚兄关云长顿首拜”;大士之于关帝，书“愚妹观世音裣衽拜”……无论观音之为女身非女身，即女身，何至与圣帝兄妹相呼？阅梁应来（绍王）《两般秋雨庵丛话》，知杭俗亦如此。渎神甚矣！

乩童，即专司“扶乩”之小童。扶乩是世俗求神降示的一种方式。由二人扶一丁字木架，其下削成笔状木锥，下面放沙盘，谓神降时执木架在沙上划字，能为人决疑治病，预示吉凶。该习俗如今尚在某些寺庙、神坛中流行。张氏文中仅举关公与观音在名帖中以“兄妹相呼”一例，便将乩辞之无知与荒诞公诸于众，正如郑板桥所谓的“入木三分骂亦精”，不知迷信扶乩者读后有何感触？

潮俗信神，每逢赛会必有一人为神，附其身，口宣神语，不省人事，俗呼为“童（潮音读<铜>）身”。着红衣袴，赤足登百级刀梯，如履平地。而矗立其上，并用长针贯两颊，剑割舌尖，沥血书符，事毕，平复如常，殊无苦楚，故众惑之。俗又有锣鼓会，乘赛会时，寻仇逞凶，与械斗无异。直不知何日始脱此蛮俗也？

笔者近尝撰写《“童身缀香炉”的本意》一文（载2021.1.22《潮州日报》），文中提到“童身行火路”、“刣人种瓜”等惊险表演。可惜其时尚无缘读到《粤游小志》一书，不然就可以补入“赤足登刀梯”、“舌血书符”等情节。

张《文》末段又对潮俗“与械斗无异”的“锣鼓会”，表达了“直不知何日始脱此蛮俗”的隐忧和良好的愿望。遗憾的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近80年的漫长岁月中，张氏的这一良好愿望却没有实现的一天。

所谓“锣鼓会”，其主持者为各地的锣鼓馆。据《潮州文史资料》1984年6月《创刊号》所载翁兆荣先生《潮州十三组的由来和覆灭》说：锣鼓馆是“借神庙为名”、“以供游神赛会助兴，实为练武械斗场所。”分布在潮州郡城内外的共有镇前馆、考院馆等十三个馆（又称“十三组”），他们“设妓馆，开摊场（赌博），勾结当地土豪劣绅，借势横行霸道，引起城乡地界械斗。”且“自以为得意。认为从前清到民国，从沦陷到复员，都有他们立足的天下，就是共产党来了，也不过如此。”没料想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为民除害，1950年“五一”节前夕，把十三组这帮流氓打手的烂崽和土豪劣绅，一网打尽，全部消灭干净，大快人心，十三组就此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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