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企业家才能为市场经济注入活力

■ 朱海就

提要：

允许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之后，市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自然就出现了，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下，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大提高，用米塞斯的话说，“不断地把生产要素转移到那些最完美地满足了他们需求的商人手中”。个体不断地积累资本，扩大创业规模，在增加属于自己的财富的同时，也增进了公共利益，也就是使“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产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产权是市场的基础，没有对原先计划经济时代的产权所做的改革，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对产权改革的经验进行总结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给企业提供更宽松的营商环境，促进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也就是承认“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是中国产权改革的经验，这还不同于一般经济学家“明晰产权边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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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是因为没有像东欧、俄罗斯那样，采取休克疗法，而是走了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但实际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于发挥了人的创造性，在此把它称为承认“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其含义是个体可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且拥有发挥创造性才能的成果。

承认“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具体体现在对两个创造物承认：一是承认创造出来的财产的产权。比如，联产承包制后，虽然土地的所有权还在集体手中，但农民拥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合法地拥有自己劳动生产出来的粮食，此外，农民还合法地拥有自己打工、经商等所得，这就激发了农民的创造性。

二是确认自发创造的规则的合法性。自发的、有利于创造的规则，只要被证明是有利于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就被确立下来。比如承认包产到户，“两权分离”的规则就是自发创造出来，然后被认可的。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风险按下手印，悄悄搞起了包干到户，到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正式承认“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的“合法性”，很快“双包”成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流形式。还有，1991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明确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确定了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

政府不断地承认农民“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给予其合法地位，也体现在承认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可以不再只能从事农业，而是可以从事其他产业，这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二三产业迅速崛起，据统计，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达到175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到8805万人，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农民企业家。在新世纪，更是有大量农民返乡创业，比如从事电商、现代农业和其他加工制造业，等等，提高自己的收入，也满足了城市对农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的需求。在各个经济领域，农民“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不断地得到认可，创造性才能不断地发挥出来，为市场经济注入了活力。起源于农村的经济改革，被科斯和王宁称为“边缘革命”。确实，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农村起步的。

同样，在城市也开启了类似的改革。比如商品房改革之后，个体可以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房产，这体现了对创造性成果的尊重，因为住房对大部分个体来说都是主要的“劳动成果”。在城市中，个体还可以将房产资本化，有了资本之后，个体发挥创造性才能的能力大幅提升。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快速地推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另外，我国政府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还实施了“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允许个体拥有之前为国家所拥有的企业，这也极大地激发了个体的创造性。

允许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之后，市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自然就出现了，在这些机制的作用下，资源的配置效率大大提高，用米塞斯的话说，“不断地把生产要素转移到那些最完美地满足了他们需求的商人手中”。个体不断地积累资本，扩大创业规模，在增加属于自己的财富的同时，也增进了公共利益，也就是使“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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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使得无数个体发挥了企业家才能

与我们强调“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不同，一些经济学家在思考中国的产权改革问题时，把重点放在了“明晰产权边界”上。他们认为，是一些明晰产权边界的特定规则激励了特定的主体，比如地方政府竞争使得中国的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比如以张五常教授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竞争论”，肖耿教授提出的“条块体制论”，周黎安教授的“晋升锦标赛理论”，田国强教授的“机制设计论”，等等，这些解释都着眼于明确产权边界的规则，这些规则的作用是提供了激励和约束。其中有的经济学家认为那些规则是中国在改革的时候“刚好”存在的，比如张五常，所以他也把那种规则（比如土地制度）视为中国的“优势”，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那些规则是经过了改革之后才产生的，如持有“财政分权论”的经济学家。

产权确实是一个规则，但规则不是谁设计的，而是演化形成的。对中国的产权改革而言，政府所做的，一是“松绑”，二是“确立自发形成的规则”。具体而言，政府首先“松绑”，使个体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进行创造，在这个过程中自发地创造出了规则，这些规则的有效性是经过市场检验的，政府随后把这些规则确立下来。这也就是说，那些事后被证明有效的产权规则不是政府或经济学家事先“设计”出来的。实际上，政府也无法在事先就知道什么产权规则是有效的。因此，着眼于“激励、约束”或“机制设计”的思路并没有准确理解中国的产权改革。

可见，这种促进市场发育的“激励”并不是设计出来的规则的产物，相反，它是个体拥有“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的结果。当个体可以获取其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时，他自然而然地有很强的激励去创造财富。但是，仅仅有激励是不够的，更要看激励来自哪里。来自市场的激励包含价格和利润机制，它把市场主体的行为引向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中去。相比之下，人为设计的产权合约虽然也能提供激励，但却无法保证这种激励一定是“消费者主权”的，更不能保证这种激励具有“协调性”。

人为设计的产权规则或合约虽然能够提供“激励”，但“激励”并不意味着“有效”，因为激励也可能是破坏性的。因此，需要解释的不是“激励”本身，而是为什么这种激励是促进了增长。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这种激励来自市场。改革使得包括农民在内的无数个体发挥了企业家才能，他们创造了市场，并产生了市场价格，在市场价格的引导下，个体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产生了公共利益。在这个背景下，也使得地方政府对自己利益的追求产生了某种积极效应，换句话说，如离开市场自发产生的规则和价格，那么地方政府或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获取有效信息，无法有效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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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无数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是“对”的

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和承担风险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所以，当我们说“发挥企业家才能的权利”时，其隐含的前提是相关主体是自主承担风险的。这意味着，对地方政府和国企的产权改革来说，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激励相关的官员或国企高管，而是他们是否满足承担市场风险的要求。换句话说，产权改革的方向是寻求能够为生产要素的使用承担风险的主体，而不是如何激励既有的产权主体。在满足了承担风险这个前提条件之后，是否设计激励合约，如何设计激励合约，都由该主体自己决定。

承担市场风险意味着没有特权，也即与权力脱钩。显然，在权力为风险背书的情况下，企业家精神也就不可能得到发挥，资源也就不会配置到最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领域中去。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什么是广大农民首先发动了改革，就是因为农民没有任何权力，只能依靠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今后的产权改革，就是要把那些躺在权力上赚钱的主体赶到市场上去。

我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中国做“对”了，也就是说，给人们和企业“松绑”，让无数个体发挥企业家才能是“对”的。“对”和“渐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用“渐进”去描述中国改革是不准确的，“对”还是“不对”才是成功与否的关键。今后的改革要继续沿着这个“对”的方向去做，只要做得对，改革步伐快一些又何妨。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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