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决定历史

■ 邓新华

一种做法如果没有得到多数人在观念上的衷心支持，那么，它就会受到明面上的反对，或者暗地里的软性消解，早晚会维持不下去。

前不久，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上发言说：“立法机关委托行政部门立法。法律、规章、制度出台需要各部门之间自下而上地沟通协调，负责起草文件的处长一征求意见，发现各部门意见不统一，有分歧的意见也不能写进法律里，只好大而化之。结果是法律、规章、制度的落实，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门出台相关细则，明确标准和操作程序。这也就赋予了行政部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徐忠所说的现象，以往也有人注意到，更多人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审视这一现象。

学者周承辉曾经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分析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贸易谈判中出现的问题。

日本经济企划厅的前高官宫崎勇曾经说：“日本的政府机构，特别是经济政策领域，原本应该是就政策的有效性和政策本身进行争论的，后来却演变成为相互争夺法定权限和财政预算权限，以及操纵这些权力资源的人事权限。”

周承辉据此推演，日本各部委的“事务次官”等中层官吏，为了自己的部门利益，阻碍日美贸易谈判。因为，越是干预贸易，中层官吏们的权力就越大。即便日本内阁有改革的意愿，也会被这些官吏采用拖一拖、挖个坑之类的方式软性破坏掉。

日本是否存在这些现象呢？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认为是中层官吏在决定历史，那就大错特错了。

理解经济学，不能忘了成本的概念。政策的推出和执行都是有成本的。日本中层官吏也许可以软性对抗内阁，但是，如果日本的主流观念是贸易自由化的，那么，民意一定会大力反对贸易壁垒，中层官吏们主导的政策，就一定会遇到巨大的执行成本。他们显然没有办法只享受部门利益的收益，却无须付出压制反对力量的成本。中层官吏们能从哪里筹集资源来应对各方面的反对力量？他们并无途径。

所以，表面上看，日本部委中层官吏用软性手段轻松实现了部门利益，实际上，是当时日本流行“出口优先”、贸易保护的观念在起作用。是这些观念，使得中层官吏们没有遭到太大的反对。比如，日本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是闻名于世的，中层官吏们是没有力量实现农产品贸易保护的，但是靠日本农民的集体呼声，就可以实现了。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全面反对另一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经济主张，但是，他却同意凯恩斯的这一句话：“无论是对是错，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观念都比常人所理解的更有力量。其实，这个世界正是为其统治的。一般注重实务，自认为不受知识分子影响的人，往往都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只聆听来自心中妄想的掌权狂人，正在从多年前的某个三流学者的学说中提炼其狂想。我确信，与逐渐渗入人心的观念相比，既得利益的权力已被过分夸大。”经济学家张维迎也不同意凯恩斯的经济学，但也引用、赞同凯恩斯的这句话。

米塞斯同意，是观念在决定着历史。

从经济逻辑上讲，一种做法如果没有得到多数人在观念上的衷心支持，那么，它就会受到明面上的反对，或者暗地里的软性消解，早晚会维持不下去。

比如朱元璋建立明朝，起初他制定的制度，是严格管控的：人们被束缚在户籍上没有选择的自由，商品交易被抑制，对外贸易严厉到“片帆不许下海”，朝廷赋税重实物不重货币让百姓额外增加痛苦，摧抑富豪……但是，在朱元璋死去之后，尽管后代的皇帝口头上说“祖宗之法不可改”，但实际上，朱元璋的制度很多都成了空文，没有人真的去执行它们。可以说，是对朱元璋制度的部分的软性消解，延续了明朝的寿命。那么，为什么并没有能够全部消解掉朱元璋的管制呢？这当然还是受限于当时人的观念认知。

类似的例子的很多。像“日本部委中层官吏们阻碍改革”之类的观点，看起来会比较解气：“原来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阻碍了社会进步啊！那就没有普通老百姓的责任了。”所以类似观点容易被人们接受。

只有米塞斯这样的智者，才清醒认识到，是流行的经济学谬误在阻碍着人们通过市场相互帮助。要改变主流谬误当然是非常困难的。观念的进步在很多时候总是很慢很慢，慢到几乎让人看不到希望。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就很容易放弃。所幸的是，米塞斯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的。他说：“我不会倦于述说我所认为正确的事情。”

（作者系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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