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背后是驱动企业全价值链重构提升。资料图片
一家芯片厂商考虑引入AI提升行业良品率,但由于核心装备由国外供应商提供,疫情期间就算国外工程师不到场也会采取远程维修,国内工程师触碰不到核心数据。
而供应商也有自己的困扰:自己生产的设备运营情况,比如精度是否达标、工作强度如何,这些数据都可以反过来指导并改进设备,但芯片厂商也有自己的顾虑:如果对方掌握自身运营数据,将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这是华为云AI领域总裁贾永利向南方日报记者讲述的一个工业互联网难题的故事。尽管设备中的参数、变量等数据越发重要,但供应商与应用商互不信任:供应商担心遭遇技术泄露,不愿意透露装备核心数据,但供应商又苦于无法从应用商那获取数据,难以根据真实生产状况对装备改进,无法研发更高级别的机器或进行预测性维护。
进入“十四五”阶段,我国工业经济规模已经是全球首位,并从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仍面临较大挑战,平台解决方案与服务能力仍然薄弱,相比于国外巨头立足核心领域持续整合产品线,打通数据链,强化基于平台的端到端解决方案,我国平台在部分关键技术环节渗透不足,机理模型与数字化工具融合仍需积累沉淀。
解铃还须系铃人。“传统企业面临着人力成本上涨、产品技术含量不足、运营效率难以提升的困扰。面对这些问题,数字化技术正在带来新的解题方法。”腾讯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如是说。
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
对多数制造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要想迈出数字化转型第一步并不容易。“大部分企业处于比较初级阶段,甚至很多龙头企业也仅仅是某几个产线、某几个工厂做得比较好。”腾讯云智能制造总经理梁定安坦言。
而根据SAP和麦肯锡的联合研究数据显示,到2025年,通过实施工业4.0,制造业企业和供应商能够创造3.7万亿美元的潜在价值。但真正大规模实施工业4.0系统的,只有29%的企业。
一位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无人化工厂目前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一类是龙头企业,其订单、资金充裕,另一类客户就是细分领域做得比较好的,产品比较单一。相比之下,大部分中小企业并没有持续的订单。“如果小量多样并且在不断变化,要求非常高的柔性生产,但成本很高,企业就要考虑很久。”
尤其是在广东,小企业有缺乏资金和人才的顾虑,大企业有“不熟不做”和投入大见效慢的审慎,困惑无处不在。
事实上,作为率先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美的董事长方洪波就曾焦虑过,最艰难、焦虑的决策是转型数字化的投入,每年都要投几十亿元,每到这个时候这种抉择很迷茫。但作为一把手,他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推动、决策,整个企业的所有资源、人力、维护都要投入参与转型。
因为他深知,数字化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背后是驱动企业全价值链重构提升。
工业富联首席数据官刘宗长也谈到,数字化是一项充满风险的旅途,同样是使用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在不同场景中的挑战也不同,特别是大的项目,要求高度协同,系统设计能力、项目管理能力、项目集成能力等等都需要弥补,而到一个新的行业,如电池、钢铁行业等离散型工业的工艺又大不同,“最后可能要了解的不只是一栋楼里面的生产,而是几平方公里面积内的工艺”。
他认为,数字化改造是“一把手”工程,董事长对转型的认知起很大作用,尤其是对集团型企业而言。以海鸥住工为例,其营收在百亿规模,企业下设数十个分厂、若干个区域公司,大量的中层骨干,在与工业富联的合作中,公司整体气往一处使,大大调动企业转型的积极性。
“信息孤岛”难以被打破?
工业互联网发展风起云涌,数据显示,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已经超过500家,全球一共只有600家,而中国的工业App超过50万个,无论是平台、App数量,还是连接的硬件设备数量,中国都是全球第一梯队选手。
当连接持续深入时,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暴露出来。蘑菇物联CEO沈国辉认为,采集是通用难题,一些通用协同往往被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定义。中国并不掌握相关协议,此外,除了少数几个设备品类,控制器也多是使用国外产品。
协议不同、没有通讯接口,不少是“哑设备”,沈国辉说,好比两车道够用,后来要扩车道很麻烦,而解决办法只能靠时间,等待这些哑设备“退役”。
拓斯达质量和流程IT中心总经理郭进则发现,硬件底层、软件底层和底层架构接触的协议差异非常大,而如果用整体的软件或者软件包,部署在公共云平台上,打通的基础比自己部署的会更好一些。
这需要对数据进行分层管理,一部分数据是客户专属,只能自己看的,而一部分故障数据、维修工单等客户也愿意分享。
不过,即使数据实现连接,但其质量如何,还需要打上一个问号。SAP中国区副总彭俊松指出,工业互联网应用集中于设备的监控、工业中的优化诊断,这更多是从物的数据获得一些有用的趋势性结论,如设备可能有异常情况,或者客户有哪些特殊需求,但真正转变商业模式的例子并不多。
尽管不少企业通过现场接入5G、通信、硬件等技术,已经可以实现远程设备、产品数据的采集。但这样的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彭俊松更愿意称之为“工业物联网”,一字之差,却有着重要差别。
“只是物的连接,产生的数据还没有充分和企业业务流程相结合。”彭俊松说,不少企业在上马数字化系统时,只是为了应对某一个场景、某一个特殊需求而单独开发,而绝大多数开发出来的物联网应用都是只使用了一次、开发了一个客户、在一个场景使用,能够多次复用的比较少,“工业互联网看起来发展很快,但缺少的是真正能够商品化的、标准化的应用。只有实现数据和流程之间,流程和流程之间的互联,打通端到端的业务,才能真正进入到工业互联网的阶段”。
转型看不到效果?
由于平台商业模式和可持续运营能力不足,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尚处于技术和资源培育期,盈利模式和可持续运营能力均不成熟,短期内难以找到盈利模式实现商业闭环,不少平台主要靠资本维持。
对中小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不能太急功近利。腾讯云工业互联网合作伙伴、海德思哲咨询合伙人郑宇彤注意到,不少企业是抱着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比如希望三到六个月内就获得销售增长,要求效果立竿见影也就意味着,试错成本有较低的接受度。
“数字化转型更多的是应该在数字化时代进行整个企业战略和企业应用模型的转型,单纯从效率角度来看,有时候会事倍功半。”郑宇彤说,例如,人才和组织能力的缺乏,是制约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一个主要的瓶颈。
赛意信息董事长兼CEO张成康则注意到,企业数字化其实与企业体量并没有必然关系,反而是一些小的场景最容易产生价值。他举例说,一家专业频率组件与感测组件供货商,需要女工们拿着显微镜查看缺陷,但通过部署工业视觉,两年就可以回本。
“竞争越激烈的行业,数字化更强,利润特别高的反而数据应用会比较落后。”张成康说,过去一些企业通过快速交付以保证较高毛利,因此数字化进展并不快,但随着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动力在增强。
针对目前工业互联网盈利模式的难题,刘宗长则乐观看待:一方面,工业富联2020工业互联网营收达到14.5亿元,对一个千亿营收公司来说占比虽然很小,绝对值来看也已经有一定规模了。
另一方面,增速也非常快,而且随着后续的投入,平台乘数效应、边际效应显著,以互联网为例,淘宝成长起来用了将近20年时间,但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市场的充分接受,拼多多用了3年时间就能崛起,“目前工业互联网发展就处于初级阶段,对行业发展要有耐心”。
南方日报记者郜小平
实习生罗俊敏谢铭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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