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荟萃之地 “科举家族”迭出

位于现东莞中学的邓蓉镜故居。吴学文摄

容庚故居。吴学文摄

可园是广东四大名园之一，布局巧妙。吴学文摄

文:庞岚

东莞为现代人所熟知，似乎始于改革开放。世界工厂、国际制造名城、打工者的天堂、新一线城市……诸多的名头背后，都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历史上，东莞绝非蛮荒之地，更不是所谓的文化沙漠，而是一座充溢翰墨芬芳的岭南古邑。尤其在明清时期，这里先后出现了一批批名家大儒，其文化发展可谓“秀甲岭南”。

古语云“山西出将，山东出相”。对此，梁启超曾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谈到了气候山川特征与住民性格特征、思想习惯、文化传承等的关系。从人才地理的角度，梁启超提出了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珠江流域三个时期说，并认为清中叶以后，人才是以珠江流域为中心，影响了中国的走向。东莞身在珠三角核心，明清时期孕育出的人才可谓不胜枚举，单单一条东正路上，便为名士荟萃之地。

东正路因正对着东门城楼而得名，其历史已有600多年，如今依然车水马龙、商铺林立。在这条既古老又现代的街道上，曾走出一位风华传世的清末探花，而此人事实上只因一字之差几乎中了状元。

根据东莞著名文史学者杨宝霖发表的《陈伯陶传》，探花陈伯陶（1855—1930）21岁中秀才，25岁获乡试第一名。在殿试中，他初置第一，也就是状元，然而，因为试卷中将“宣抚司”写成“宣慰司”，被压在第十名之外，所幸获得咸丰朝状元、户部尚书翁同龢据理力争，改列第三。

陈伯陶一生著述颇丰，他所编写的《东莞县志》一百零二卷，为历史上的东莞志书之最。此外，他著有《宋东莞遗民录》《胜朝粤东遗民录》《孝经说》等。

除了著书立说，陈伯陶还非常热心教育事业。1906年，暨南学堂在南京正式开学。陈伯陶以江宁提学使的身份，兼任暨南学堂监督。“暨南”二字也是他亲自取名。辛亥革命后，这位前朝遗老在香港创立学海书楼，开坛讲经，以传播国学，并从事著述工作。

东正路横巷24号、26号，都是昔日的探花府第，如今探花府第已不复存在，但当年探花府第北侧的陈宅尚在，是个三进大院，最里面的一进有两层，据说是陈伯陶的书房。书房檐下的木雕还在，精致而古朴。因为陈伯陶是中堂镇凤冲村人，所以近年来中堂镇凤冲村陈氏宗祠与胜起家祠新设立了陈伯陶史迹陈列馆。

陈伯陶因一字之差未中状元，所以在科举成就上他并非东正路的巅峰。明弘治三年（1490年），比他早生三百多年的“老邻居”刘存业曾高中榜眼，授翰林编修。故此，通往新芬路的东正路路段，过去叫作“榜眼坊”。

在被称为“榜眼坊”之前，这条街也叫“南街”，因其周围有很多姓邓的人居住，所以以前的莞城人也称这里为“南街邓”。南街邓氏名人不少，其中一代著名文人邓尔雅的祖屋就在这里。

邓尔雅的父亲邓蓉镜，是清代同治十年（1871年）的进士，他的儿子邓尔雅是著名的学者，书法、诗歌、印章、国文都很精通，而且邓尔雅还是国学大师容庚的四舅，更是容庚学术和艺术上的启蒙导师。容庚学金石，二弟容肇新学刻印，三弟容肇祖学古文，兄弟三人都受舅父邓尔雅教诲多年，这也给容庚兄弟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从莞城老街振华路拐进旨亭街，旨亭街8巷有一座三进“三间两廊”式清代民居，趟栊门、青砖墙、木檐板……这里就是走出了好几位学术大家的容庚故居。容庚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书法家，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在学术领域拥有崇高的地位。

在容庚故居里，各种摆设极力还原了容庚兄妹当年的生活轨迹，遍布故居各处的展板和著作，向游客述说着“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的真实写照：容庚先生的祖父容鹤龄是清同治元年（1862年）的进士，后任东莞石龙龙溪书院和顺德凤山书院山长十几年；父亲容作恭，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拔贡，博闻强记，藏书万卷；族叔容祖椿师从晚清岭南画派鼻祖居廉，善画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容庚三弟容肇祖，曾就读于东莞中学，后来考入北大，成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史研究专家和民俗学家。

容庚所著《金文编》是我国首部专收金文字形的专著，此外还著有《商周彝器通考》等30余种著作。其弟容肇祖的众多著作中，最负盛名的当数《明代思想史》，这是一部拓荒性的断代学术思想史著作，学界誉为“里程碑式著作，断代哲学史的典范”。容肇祖也被后人尊为“明代思想史的泰斗”。

容氏兄弟均长寿，容庚活到89岁，容肇祖更是活到97岁高龄。与他们的高寿不同，被梁启超誉为天才的东莞史学家张荫麟37岁辞世，令人扼腕叹息。

张荫麟病逝后，陈寅恪写下《挽张荫麟二首》，其一为：“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张荫麟可谓学贯中西，《中国史纲》是张荫麟一生著述的精粹。张荫麟对中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使他很年轻便在学术上造诣深邃。陈寅恪曾致函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他说：“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这一人便是张荫麟。

一条街道名士荟萃、一个家族大儒辈出，这在东莞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基础。在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郭培贵所著《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一文中曾经统计出，仅仅是明代，东莞就曾出现了18个在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了两个以上举人的“科举家族”。其中，科举功名延续时间最长的是彭谊家族，自宣德一直到嘉、隆间；而竞取功名最多的则是祁顺家族，在6人考取举人基础上，又先后有3人考中了进士。郭培贵教授认为，“科举家族”的数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莞的科举实力、文化实力。

根据郭培贵教授的考证，在明代举行的88科会试和殿试中，东莞举子在39科皆有所获，共考中进士76名，在广东拥有进士的各州、县中，数量仅次于南海（146名）、番禺（96名）、顺德（85名）三县，排名第四，高于东莞举人占广东举人总数的比例（7.6%）近1个百分点。明代东莞进士与举人之比为14.4%，即百名举人中平均有14.4人能考中进士，也高于全省平均数1.5个百分点。

学而优则仕，除了科举高中的人数，明代时大官频出，也证明着东莞的文化实力。除了太子太保袁崇焕，明代莞人中为官最大的当属何真，他官至正一品伯爵。此外，和袁崇焕同等官阶的还有王缜、徐兆魁和李觉斯，侍郎以上有黎光、陈琏、苏观生、张家玉、陈象明5人，侍郎彭谊、祁顺、钟卿、钟昌4人，还有一个陈策，官至总兵官。据统计，明时东莞官阶四品以上的总共有64人。

（文、图摘自《风物中国志·东莞》，由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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