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炼出散文写作的别样粤味

□张丽凤

梁凤莲散文对广州生活方式的书写，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文学的素材，书写当地的风情习俗，而是以生命体验为基础深入到文化哲学层面，最大限度地挖掘广州生活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正是因为她对广州生活方式书写的文化自觉性，使得广州生活方式成为融日常生活与生命哲学于一体的文化状态，流露出特别的“粤味”。

“我愿意并渴望成为这样的其中一个人，在迷茫和困境中发出思考与理性的声音，进行更为‘真诚’、更有‘功底’的写作”，散文创作于梁凤莲来说，是一种“诗言志”的追求，带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纯粹。她不仅期望通过散文书写精神的自我——还通过散文完成生存意义的建构——“文学的思考使我们从生存的功利与冷漠中解脱出来；文学的写作使我们从粗鄙卑俗的生存争夺中解脱出来”。在众多散文题材写作中，最能体现梁凤莲散文书写志趣的是对广州生活方式的书写，她对广州生活方式的书写充满使命感，期望通过对广州生活方式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从文化、生命等多个角度呈现其价值。

“广州文化就是广州的综合的生活方式而已”，“认识广州以及广州人，一切文化解释系统都不及生活方式来得彻底和全面”。 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地方生活最鲜明的特征，可以被不同年龄、不同地位和不同社会行为的个体所共享，并产生不同于制度性却牢固的关系，正是基于这样的特征，福轲特别提出生活方式所隐含的文化伦理，认为“一种生活方式可以产生一种文化和一种伦理”。梁凤莲作为广州本地人，深知广州生活方式中隐藏着广州人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情感，所以她以理论者的洞见和文学者的敏锐不断地开掘广州生活方式，力图从中淬炼出广州的文化精髓。

以生活方式中最为典型的衣、食、住、行为例，梁凤莲的书写让人在习以为常中沉思，将思考从生活表象引向情感与文化的深层。如对“衣”的认知，在她那里是“女儿花” ，是可以窥探到母亲生活秘密与智慧的媒介，是女人在方寸之间寻找到自我空间的途径。上世纪七十年代，物质较为匮乏的时候，母亲总是在布料“有限的数量里保证一家人四季衣服搭配光鲜”，对海外亲友带来的衣物“作小心翼翼的修改，以免惹人注目”，于是母亲在“呵护好家人的爱心的驱遣下，在自己的聪明巧智的灵性促动下”，将一个贫乏的时代通过衣服的式样翻新，给孩子留下美好的记忆。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接触女红并领悟其价值，“知道它对于女性内心的触动，甚至是来自于灵魂的触动”。再如广州人的喝茶，作者一开篇就将广州人的生活与茶联系起来，“这壶茶，不仅侍候着广州人的晨起幕落，更围绕着广州人的生计兜兜转转，广州的市井生活就在这壶茶的浅斟低酌中铺排开来”。在那些挂着绝妙书法招牌的老字号里，“茶楼的卡座上，声浪随着水汽和人声在头顶忽聚忽散着，温馨散漫潜逸，人情渗泡消溶”，当心思消遣得差不多，品咂到时候后，就埋单而各忙各的营生。“这是阿嬷那辈老人，甚至是父亲他们后来消磨时日的一种方式、一种心情、一种姿态，这跟排场和挥霍无关”，在阿嬷那里，“吃早餐和喝早茶不一样，这早茶是用来养命的”。正是自小浸泡在喝茶的氛围中，作者对喝茶有另一种理解，她认为喝茶不仅是一种风俗，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甚至隐藏着一种生存哲学。

伴随着现代都市的发展，一幢幢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广州的版图被不断地扩大，那些旧街巷就像被时光抛弃的影子，在静默中诉说着往日的故事。那渐渐成为历史记忆的西关和西关大屋，更是被埋在岁月深处，偶尔被提起也“总是被当作唤起记忆的象征”，于是，作家不禁要问——“那些七彩的满洲窗，在风情元素最集中的西关大屋神台、趟栊、角门，在这些石脚青砖大屋所在的麻石街巷，西关富贵温柔乡的神话”，“还有可能在哪里铺排和延伸？”作者不满历史设置的魔障，而是借助那些粗枝大叶的记录，借助一往情深的想象的修补，走进西关，在诗文中发现西关的历史与文化。

从本土生活方式出发，梁凤莲将广州人的衣食住行一一展现并从中淬炼出特别的文化意义时，她其实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创作实验。叶兆言说文学与一座城市的关系时特别说到文学不仅“能纪录一个城市，表现一个城市”，而且“还可以通过无中生有的想象，美化和创造一个城市”。广州作为一座实实在在的平民之都，生活之都，常常被称为“最说不清”的城市，但梁凤莲的散文却试图通过爬梳和挖掘广州生活方式的内蕴，从广州生活方式中提炼出“粤味”，自觉追求像“京味”、“津味”文学一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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