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处理广州外商遗产纠纷

苏辙

□刘永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外商投资法》，显示出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保护外商合法权益、规范外商投资管理的决心和态度。在中国历史上，因时代不同，背景不同，各朝各代对待外商的政策和态度不尽相同，但早在北宋时期，中国就积极对外开放通商，不仅注重为外商创造好的经商环境和条件，而且十分注重外商合法权益的保护。当时大名鼎鼎的作家、诗人苏辙在户部任职时，就曾处理过一起广州外商遗产纠纷案，维护了外商的合法权益。

那时，宋朝政府积极为外商创造优越的经商条件，采取封赏、补官奖励办法和税收优惠政策，在居住、婚姻、子女入学等政策法规的配套上予以倾斜，因此大批外商云集中国，纷纷在沿海城市广州、泉州等地定居经商，当时被称为“蕃商”，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商舶之利，颇助国用”，外贸利润因此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这当中不少外商因为通商成效大，被授予官衔。例如宋神宗时的大食商人辛押陁罗，定居广州行商数十载，因为能招徕大批的舶货，被宋廷封为“归德将军”。还是苏辙的大文豪哥哥苏轼亲自给他起草的任命书《辛押陁罗归德将军敕》：“敕具官辛押陁罗，天日之光，下被草木，虽在幽远，靡不照临。以尔尝诣阙庭，躬陈琛币，开导种落。岁致梯航，愿自比于内臣，得均被于霈泽，祗服新宠，益思尽忠。可。”这个“归德将军”的职位，在唐贞元十一年（795年）正式设置，就是用于授予蕃官。北宋时沿袭唐制，“归德将军”附于武散官二十九阶，还是授蕃官，从三品。

由于外商云集，宋朝的主要港口城市广州等地，均出现了蕃商聚居的“蕃坊”或“蕃巷”。为了便于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进行管理，宋廷在蕃坊和蕃巷中选出有名望的蕃人做蕃长，“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藩商”，这些蕃长“巾袍履笏如华人”，就是代官府管理蕃人事务的地方长官。因为这样对“通异域之情，来海外之货”大有益处。这个辛押陁罗就理所当然地做过蕃长，由于他在广州居住经营时日很长，聚攒的财富很多，史载：“辛押陁罗，大食勿巡人……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他提出过要进献“助修广州城钱银”，被宋廷拒绝了，后还是参与办了一些教育等好事，可见他的资财实力雄厚。当时大宋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最多才几千万缗，他一家就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真的是富可敌国。

然而辛押陁罗后来回国却被其国王诛杀，引起了遗产纠纷，官司打到了当时任职户部侍郎的苏辙那里，这才引出了一个苏辙判外商遗产的故事。

宋朝对身死蕃商遗产的处理也有法律上的规定，在《宋刑统》卷十二《户婚律》中有“户绝资产”和“死商财物诸蕃人及波斯附”条款，可见宋廷对于外商各方面的权益都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律条中规定：凡来中国的波斯及诸蕃人身死，其资财货物等，依诸商客例处理。这是宋朝处理蕃商遗产一直遵循的法律依据。这项法定原则，表现了宋朝在处理死商遗产时对其继承人的同情和照顾。除此之外，宋代的继承法在沿袭唐朝旧制的基础上，提高了妇女、赘婿在继承中的地位，允许收养异姓子弟为养子，养子有继承权。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苏辙处理的这起外商遗产纠纷越级诉讼，就显得很有意义。苏辙在其著作《龙川略志》第五卷《辨人告户绝事》一文就记载了这件事。

据苏辙记载：辛押陁罗回国被诛杀后，他在广州的家余赀财数百万，仅有一个养子主持家务大事。有个商人嫉妒其资财，到首都汴京户部举报这个养子不应该继承这笔巨额遗产，应作为户绝财产充公处理。养子也派了两个人到京城户部申诉。案子到了李郎官的手里，他认为如果作为户绝处理，国家会得到一大笔钱财。户部侍郎苏辙听说这个案子后，立即现场办公，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养子有继承权，可以继承这笔遗产。李郎官不信服，苏辙说，你可以到御史台、尚书省申诉，李姓郎官没有那么做。但他始终有疑问，苏辙就苦口婆心给他解释：“那个商人所告都不是法律允许的。他之所以不到广州地方上去举报，而直接进京举报，就是知道此事难成，想借户部给地方州县施加压力，以达到他的不法目的。”李郎官这才作罢。

苏辙所判有理有据，作用很大：其一，维护了外商的合法权益。辛押陁罗在中国没有任何亲人，唯有这一个养子奉养他帮助他理财持家，可谓劳苦功高，不然他不会收他做养子的，更何况宋朝法律也规定养子有继承权，所以此判没毛病。其二，对于无理的越级上告，果断处置，予以驳回，具有示范效应。其三，当时宋朝奉行招商引资政策，维护外商的利益就会有利于进一步搞好招商，有利于国家财政持续增收，苏辙的做法正是维护了国家的大局。

本版制图/黄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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