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事之白江村智降残敌

在新塘白江村，流传着这么一个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解放前夕，中共增城县委配合南下大军，在敌我悬殊的危险处境下，我地下党员临危不惧，智降残敌。

在1949年10月增城解放前夕，广州党组织派邓绍明找到增城县委，要求县委组织一支队伍配合南下大军和地方游击队截击逃敌。于是在当晚，增城中共县委由黄国洪带领的一支30多人的队伍集结在广九线和东江中部的新塘白江村一带， 监视从广州方向溃逃的敌人。守了一夜，不见敌人踪影。

翌晨，天刚蒙蒙亮，便看到一群疲惫的敌军向白江蜂拥而来，黑压压一片，估计约有1800多人。邓绍明经过分析后认为，敌我众寡悬殊，硬拼是挡不住他们的。于是他召开支部会议研究认为，只能智取，先想方设法拖住敌人，待大军到来后再予以全歼。会议决定黄国洪前去与敌周旋，相机行事。

黄国洪换上西装，扮成士绅模样，落落大方地向敌群走去。敌兵忙喝问:“干什么的？”一边拉开了枪栓。“我是本地乡绅， 有要事见你们的长官。”黄国洪镇静地回答。哨兵见黄国洪派头十足，盘问了几句便让他通过了。溃逃的敌军个个衣衫不整，神情沮丧，有的三五成群在悄声地议论着什么，有的不顾泥泞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有的脱下破军装在捉虱子。

见了这一群惊弓之鸟的狼狈相，黄国洪对如何调度敌人，心中有了底。经哨兵指点，他找到敌队长何定华。何定华四十开外，说北方口音，头发蓬松，满脸络腮胡子。此时的何定华因为急于逃命，又不熟地形，见有当地乡绅来，以为有了希望，所以对黄国洪还挺客气。黄国洪也真真假假地给他介绍了一些当地情况。黄国洪说:“本地百姓要求国军保护他们的村庄。”何得意地说:“国军当然可以办到，你们无须担心，不过国军还要开拔到别处去围歼共军，我们胜利了，你们的村庄当然也安全啦！”紧接着就要求黄国洪为他们带路。

望着他那着急的样子，黄国洪决定将计就计，答应为他引路。引到什么地方去呢？于是黄国洪对他说：“引路可以，但我也不十分熟路，你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呢？”何定华马上警觉起来：“你既是本地乡绅，为何不熟路？”黄国洪说：“我长年在外做生意，少回家。”何定华觉得也说得过去，于是说他们要到新塘去。

“新塘的船只前几天已给共军调到虎门，虎门很不平静，昨天还传来枪声，去那里有危险的。”黄国洪吓唬说，想让他改变主意。因为如果到了新塘，坐船再到珠江口，就会让他们跑掉了。对于新塘是否有船何定华倒是半信半疑，毕竟他是个长官，颇有军事经验。“没有船你也得给我想办法！”他威逼道。“办法倒也有，可以用绳索扎桥渡江。”黄国洪说。“江面有多宽？”“1200公尺。”黄国洪随口说。“哼，简直是开玩笑，不行，你必须立即带我们去封船。”

黄国洪知道，新塘船只是有的，都泊在甘涌村一个江湾里，但在白江村的后山却看不到，被房屋树木遮住了。他打定主意带他们到后山去。何定华等人登上后山，眼前是一片茫茫的田野，滔滔的江水向东流去，哪里有船的影子！于是一下子泄了气，感到绝望。“怎么办，长官？”黄国洪反问他。半天，他丧气地说，“虎门是去不成了，共军很快就会到来，你们人熟地熟，要帮我们想办法呀！”他向黄国洪哀求。

黄国洪意识到时机已到，逼着问他：“眼前的出路是有的，不知你们愿打还是愿和？”黄国洪说出了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很紧张，万一这个何定华恼怒起来一枪就会要了他的命。何定华听了这话后没有恼怒，警惕地问：“你是什么人，是不是共党分子？”“不错，我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黄国洪觉得时机成熟，及时亮明自己的身份，向他指明当前的出路，讲明了我党的政策。

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气喘吁吁地跑来向何定华报告：“长官！不好了，村北传来共军的军号声，我们可能被包围了。”他听后急忙掏出一张印有纵队长何定华的名片，并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愿意投降”，递给了黄国洪并苦苦哀求为他作证。黄国洪要他向部队下达“就地待命”的命令，并和他的代表一起找到了南下大军。很快，何定华就遵照解放军的指示下达了投降令。就这样，我军不费一枪一弹，近两千人的国民党部队乖乖地缴械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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