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同手足 悼老同学黄浩

●刘陶

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太突然了！！！放下张晓明秘书打来告知黄浩同志去世的电话，我的头脑一阵眩晕，随即含着热泪无数次地唸叨出“太突然了”这句话……因为临近牛年春节，黄浩夫人孙蓓女士给我发来微信，告知黄浩同志的病情趋于稳定，这使人放宽了心；而事隔数日，此刻张秘书的电话，却令我五雷轰顶，如跌深渊，不知所措，无法不放声痛哭，泪沾襟！

近些天来，我一直沉陷在天人两隔的悲痛之中，心神不安，精神恍惚，自言自语，夜不成寐，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

我和黄浩同志都是先参加工作，当了干部，而后从各自的家乡、各自的岗位上，在职参加1959年的高考。当年他在广州，我于武汉，同时步入考场。结果分别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录取，其时被称为“调干生”。入学前，我和他都结了婚，在读期间又都有了孩子。屈指数来，我和黄浩同志从认识到相知，已经有63个年头儿了。从北京的同窗共读，至1964年毕业分配到广州羊城晚报打拼；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到改革开放的艳阳天，我和他都是近距离地“摸爬滚打”在一起。他像长兄一样，在很多方面都是我学习的楷模。

最难忘的是，上世纪60年代末，黄浩同志的家属先于我的家属调进了广州，他母亲的户口也一同迁入。自此他在羊城有了幸福的小家庭，而我还是“单身”一个。每当节假日，他都要提醒他的家人，要叫刘陶来吃饭。对黄浩同志母亲的称呼，我随他孩子的口吻，称她“阿嫲”；老人家做得一手美味的客家饭菜，最拿手的是盐焗鸡、酿豆腐、鸡蛋饺儿、梅菜扣肉、爆炒青瓜……每逢节假日的午餐，他家的餐桌上，都摆满了这些美味佳肴。开饭前，黄浩总要习惯性地问一句，叫了刘陶吗？当回答是肯定的时候，他便说：等刘陶来了再“开动”！年年如是，节节如是！要知道，那时候让客人到家里来吃餐饭是很不容易的啊。要额外地耗去粮票、肉票、鱼票、鸡蛋票、豆腐票……我那时的户口是报社的集体户口，拿不出这样那样的票证，但我总是照吃不误，吃完，把嘴巴子一抹，轻松地走人！这样的时日，一直延续到我的家属调来广州，我也有了小家。

我和黄浩从踏入羊城晚报社的大门伊始，算是正式成为专业新闻工作者了。在这家报社工作了五年，之后我和他又同时被调入南方日报。先后在这两家报社的那些年，我们经常一起采访新闻、编发稿件、撰写评论，并肩地跑食堂、吃夜粥，数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即使他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调到广东省委宣传部，后来进入省委领导班子，成为广东省宣传战线的领头人，我则仍然留在报社“爬方格”，但我们这种同在一条战线共同打拼的心愿和姿态，从来没有改变。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每当重大的转折关头，他深知我的个性莽撞，头脑容易发热，有时还爱发点儿牢骚，说些过头话。每当这样的时刻，不管是他亲自见到或间接地听到，他总是以长兄的口吻提醒我，不要忘记在“人大”的同窗习读，当年母校的老师教导我们：当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报纸工作人员，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定要心明眼亮，敏感，沉稳，坚定，吃苦耐劳，敢于担当，一如先贤所说——铁肩担大任，妙手著文章。只有这样，才不愧当年所学，也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总是反复强调，这些我们学以形成的初衷，终身不能忘怀，更不能有任何改变。每当谈到忘形处，双方总是情不自禁地向着对方的胸部就是一拳——你听清了吗……

岁月无声地告诉我们，黄浩同志的全部身心都投放在党的宣传事业上；他的热血，浇灌出南粤大地宣传战线无比灿烂的鲜花。历史将永远记载着他的不可磨灭的功绩。

黄浩，我的老同学！你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辛苦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你一路走好，天堂为你永久静养准备了一切条件。

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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