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大文豪皆有生态观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丛书》问世

《仁者乐山——苏轼生态伦理简论》李赓扬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0年1月

《赞辅天地——朱熹生态伦理简论》乐爱国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0年1月

经过五年多的努力，世界第一套研究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丛书终于问世了。这套丛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联合出版，起于2014年在编撰《自然国学丛书》过程中萌发的编撰《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丛书》的想法。

这是一套全面、系统且较为深入地阐明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学术性研究丛书。它在学术上有开拓性、前沿性；在实践上，则为我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大量可借鉴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在文字上，力争易读易懂，具有普及性。它内含三个系列：一是通论系列，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及其各个方面的生态理念，包括“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是生态文化”“中国传统生态农业”等；二是诸子系列，研究历史上各个传统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生态学说和主张，包括“儒家生态观”“道家生态观”“苏轼生态观”“戴震生态观”等；三是经书系列，研究各种经典古籍中的生态知识和思想，包括“《周易》中的生态知识和思想”“《国语》中的生态知识和思想”等，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广度、深度和系统性。

本丛书主编是孙关龙、宋正海和乔清举，第一辑包括《和实生物——〈国语〉生态伦理简论》《生生之仁——戴震生态伦理简论》《物我相谐——韩愈生态伦理简论》《仁者乐山——苏轼生态伦理简论》《赞辅天地——朱熹生态伦理简论》。本期书评重点介绍了其中的两本书：《仁者乐山》和《赞辅天地》，从大文豪苏轼和大儒朱熹的言行与作品看他们的生态思想。

古代生态文明践行者

看苏轼如何做

○李赓扬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说到他，人们立刻就会想起他那些广为传诵的诗词文章，还有独成大家的书画，以及许多以他的别号命名的美食……而《仁者乐山——苏轼生态伦理简论》一书则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这一角度，引入大家津津乐道的苏轼话题。

本书以确凿的文献史料证实，苏轼的生态思想已升华达到理性认识的水平。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热爱生态环境就要遵从自然规律，保护个体生态和种群生态，就必须维系生态平衡。他认为万物“相因而有，谓之生生”。意思是：万物相互依存而有，即人们所说的使万物生存发展。苏轼更可贵之处在于，他不是仅将生态理念停留在认识阶段，而是付诸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发展生态理念，使之成为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的系统的生态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业绩。这一侧面，本书首次做了充分的陈述和剖析。

苏轼是位实干家，他一生手植松树不下数万棵，并总结经验，收受弟子，传授种松经验。他的动手能力很强。为官时，与僮仆在庭院栽花种树；流贬时，与家人躬耕畎亩。他曾放羊烧芋，会种药采药，会酿制美酒，更会烹调美食。他设计并参与修建的东坡与雪堂，俨然是座生态农场和生态房屋。当然他大手笔的生态实践是在地方主持实施大型的生态工程，最为著名的是杭州西湖综合治理的生态工程。

晚年，苏轼被贬于惠州、儋州，自己的生存变得艰难。特别是在儋州，无医无药、无粮无菜，甚至没有居住的房屋，只得栖身于桄榔林下的茅棚。尽管如此，他还是尽一切可能帮助周围百姓。比如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他建议并协助与他有交情的官员，推广了秧马（插秧农具），建造了水碓磨（以水流为动力带动磨盘），兴建了广州清洁的饮水系统，指导并组织民众打井以获取清洁的水源。这时他专注于种药采药制药，药物小部分用于自己治病防病，大部分施予周围贫苦百姓。他在北归的路上抄写药方、赠送药物，救治了许多病人。

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倡导生态文明，说到底是个民生问题；离开了人民这一中心，保护生态诸多事项便无从谈起。苏轼虽是千年以前的先贤，他从儒家的仁爱思想出发，又吸收了佛家爱惜生命和道家师法自然的理念，再加上他个人“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所以能够如此关注民生，如此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态经济。

苏轼的生态思想与相关实践既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审美依据，又为发展生态经济提供了资政参考，还为养生保健、就医用药提供了实用指南，更为倡导生态文明提供了人格范例。仁哉，苏轼！

朱熹建构生态观的五个方面

○乐爱国

先秦儒家讲“仁”，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与人为善、和谐相处，所谓“仁者爱人”，同时又尊崇天地，并对自然有所研究，尤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宋代大儒朱熹上接孔孟儒学，又集宋代儒学之大成，不仅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仁学，而且弘扬了先秦儒家讲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由此可以开发出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的学术，“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不仅在继承和发展儒学中建构了庞大的理学体系，而且其中还包含了系统的对于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的生态思想。

第一，朱熹通过对《周易》以及周敦颐《太极图》、张载的“气”和二程的“理”的诠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人与天地万物共同来源于太极阴阳，尽管各自具有不同的“理”，但最终本原于“太极”，所谓“理一分殊”，而且人之心本原于“天地之心”，即天地化生万物的仁德之心。这种天人一源、天人一理、天人一心的宇宙观，既讲人与天、人与自然各自具有特殊性，又讲二者具有统一性，强调由二者的相互分离回归“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的本然世界，是朱熹生态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二，朱熹通过对张载《西铭》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诠释，提出“民同胞，物则亦我之侪辈”；通过对《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诠释，强调自然万物与人都有来自天理的“性”和“道”，又由于气禀的不同而有所偏差，提出“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而且还通过对人与物的“理同气异”与“气同理异”的分析，提出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讲“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又讲“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进而形成了“天地万物本吾一体”、人与自然万物既有差异又相互平等的思想。

第三，朱熹通过对孔孟所谓“仁民爱物”的诠释，不仅要求对物应当与对人一样，都要给予爱，而且又讲对于物之爱不同于对人之爱，讲爱的方式和内涵之不同；由此，进一步把“爱物”解说为对于自然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在经典诠释上具有新意，丰富了孔孟仁学的内涵，同时又把对自然之物的“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提升至新的高度；其中所包含的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既是为了人，也是为了物，追求的是人与物的相互和谐、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朱熹通过对《周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及《中庸》“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强调人对于天地自然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而不可肆意掠夺、破坏；认为人应当通过“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并且顺应天地自然之本性，而达到与天地自然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并在“赞天地之化育”中实现“与天地参”，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这就是人与天地万物的相处之道。

第五，朱熹通过对《中庸》“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的诠释，强调人心之“中”“和”对于“天地位，万物育”的重要性，并进而提出“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认为天地自然之和谐取决于人之心，进而要求通过人的心性修养工夫，形成“致中和”的生态之心，实现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和谐。

朱熹继承儒家讲人是万物之灵，既讲“天人合一”，又讲人的主体性，讲人在“天人合一”中处于中心的地位，是价值中心，而具有主导性、能动性，并且强调人对万物的尊重，人对万物的平等相待，尤其需要通过提高自身涵养和对于物的差异性充分了解，进一步依据这样的知而付诸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人的心性修养，“至诚”、“尽性”而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致中和”而达到“天地位”“万物育”，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要的是，朱熹建构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既有别于先秦道家把人与天地自然万物完全等同起来，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对于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多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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