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边防证情缘

黄天伦

1982年9月，我辞别了工作了29个年头的海南儋县农业局，调回家乡化州县，进入县公安局工作。从一名农业技术人员转身成为人民公安队伍中的一员。

进入公安局，我被安排在签证股（即现在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工作，专门负责办理边防证，一直干到1997年退休。在办理边防证的工作岗位上，我见证了家乡人民到特区闯荡的大潮，也见证了特区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年的签证股办公室，就设在化州河西幸福路85号公安局大院里。我主要负责办理边防证。当时边防证的年发证量是一千至两千张，虽然从发表审批到填证、收款、发证都是我一个人负责，但工作还是比较轻松的。

随着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加快发展，化州市良光镇的土木工程公司在蛇口站稳了脚跟，接着笪桥、官桥等10多个镇的建筑工程队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多的一百两百人，少的也有10余人，这些建筑工程队带上当时农村唯一的运输工具——手扶拖拉机，浩浩荡荡地向深圳进军。化州市劳动局成立了服务公司，组织一批批农村的青年男女到深圳的工厂打工。化州市农校扩招农村的初中毕业生，初中肆业生，长短期结合（长的两年，短的半年），学习畜牧兽医知识技能，学习果树花卉园艺技术，毕业后由校方向深圳珠海畜牧业、养殖业及花卉公司推荐就业。这一拨一拨的年青人成群结队，像大海的波涛，后浪推前浪涌向深圳。

当时，进入经济特区必须持有边防证，否则卡在特区检查站外。随着边防证的发证量不断激增，我们原有的人员和办公场所已不能适应当时的工作需要，为此，签证股另辟两个大办公室，一个负责填证过印，一个负责收款发证，人员从原来的1个人增加到7个人，各个基层派出所都有1个专职民警负责。

每年的春节、中秋节前后，都是办理边防证的高峰期，签证股除了全体民警全力以赴，加班加点之外，局机关抽出6至10人的协助队伍，派出所增加1至2名民警和几名治安员协助办证。因为当时边防证的期限是半年至一年，所以，需要在深圳、珠海长期逗留的持证人员还必需年年换证。为方便群众，化州市劳动局和公安局还专门派人长驻深圳收集需办证件，不定期集中回局里办理。当时的年办证量也从原来的一两千增至十二、三万张，高峰期日发证量过千张，达到了以往的年办证量。在繁忙的时段，很多排长队办理边防证的群众都深有感触“一证难求”。

虽然增加了人手，但我还是要负责边防证的过印、记账、发证、回收存根等工作。我从入签证股的第一天起，直至1997年4月份退休，坚持每天提前15-20分钟到岗、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准时开门，而下班往往延时。国庆、春节假期，我们都是在办公室里度过，国家规定的工龄假，我也从未休过。真正的休假，是我80多岁的老母亲弥留之际，请假陪伴她最后的10天。

边防证不但是进入深圳珠海特区的敲门砖，也让很多化州务工人员实现了到特区创业的梦想。很多早期到深圳“掘金”富起来的化州人，纷纷在深圳落户、置业，在深圳某个化州人聚居的街道办还建成了化州一条街。他们当年都是凭着一张边防证到特区，现在都事业有成，声名远扬。

刚退休那年，因为探望定居深圳的大女儿，我终于有机会踏上了深圳这块热土，这个令我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后来到深圳带外孙女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又体验了一把半个深圳人的生活。这个时候，边防证早已取消，通过边检站才能进入特区已成为历史。但是，正是这一张薄薄的边防证，见证了农民洗脚进城的历史进程，见证了特区改革开放的繁荣发展，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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