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试探着给县城的小报投了一篇稿。不知听谁说,给报刊投稿不用贴邮票,我信以为真,照办了。结果稿子刚寄出,便退回来了。当邻居把退信转给我时,我感觉自己的脸热辣辣的,生怕别人知道了会笑话。因为家穷,不敢向母亲要8分钱买邮票再寄,就悄悄地把稿子撕了。
读初中时,书没读几本,凭着爱好与激情,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起评论,且长篇大论,然后投去省级大报。其结果自然是泥牛入海。
读高中时,读了几本鲁迅的书,我便开始写杂文、随笔,投寄的报刊变为地市级,但同样没有下文。
我把这一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缺乏生活体验,于是高中尚未毕业,便弃学从戎,以为到了部队这个“大熔炉”锻炼一下,就什么创作题材、写作技巧都有了。我白天训练,晚上写稿,写的是洋洋洒洒数千言的小说,投的是《解放军文艺》《解放军报》等大报刊,可惜只字未发。四年的军旅生涯,业余创作毫无收获,心灰意冷的我回到家乡县城当了一名临时工。
但我还是“贼心不死”“痴心不改”,工余时间,手痒痒的又开始写作。这里有个小插曲,我本来不吸烟,但想象中写作的人都吸烟,常常是边吸烟边写作。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于是当即买来一盒最便宜的香烟,专用于写作时抽。谁知烟抽了,文章写出来了,稿子还是逃不掉被“枪毙”的命运。
因为退稿用的是牛皮纸大信封厚沓沓的,又打着某某编辑部的字体。工人们好奇,他们没征得我同意,甚至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的退稿信当作公开信给拆了,读了。读的人一边读一边笑,听的人跟着哄然大笑,事后还把这当作取笑的谈资,更有人风言冷语:一个乡下仔临时工,还写什么文章寄到报社想发表?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猫兜”(化州方言,脸难看得跟猫一样)。
自此他们再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文痞”(当时全国正在口诛笔伐大批“四人帮”,其中摇笔杆子的姚文元被称作“文痞”),后来又改称“文叔”。
记不清写了多少稿,投了多少稿,1979年9月5日的《湛江日报》终于发表了我的一篇“豆腐块”。文章见报时我还不知道,是车队司机吴创国告诉我的,“文叔,你的文章在今天的《湛江日报》登出来了!”
真的?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立马想找到那份报纸看看。但单位没有,而且我马上就要开会了,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好不容易熬到散会,已是晚上10点。我想,对门的农机二厂是国营大厂,肯定有这份报纸。我急急跑到农机二厂,幸好,大门敞开,有门卫把守。我大摇大摆走进去,门卫没有查问。进入工厂,到了办公室门口,却是“铁将军”把守。借着灯光,我看见有个窗户没关严,我把窗户打开后,用一根竹竿从窗口里把报架上整夹的《湛江日报》挑了出来。很快找到那份报纸,把它抽出来,然后把报夹小心翼翼地送回原处,关好窗户,如获至宝的离开了。
出了农机二厂大门是大街,路灯通亮,我把那篇“豆腐块”看了又看,不知看了多少遍,还是不满足不过瘾,又嗅嗅那还飘着油墨清香的报纸,最后竟把它紧紧贴在怀里,两行热泪滴落在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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