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稿情结从广播喇叭开始

■吴德忠

我所生长的农村是与广西交界的大山里，位于信宜市西部的边缘，特别偏僻，刚记事时，吃完晚饭后，经常有大队干部拿着铁制的喇叭筒，站在村头或村尾的高处大喊：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会议内容是传达上级各种文件和通知，那是农民得到上级信息的唯一方式。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几个大人在每家的房顶上拉铁线，隔一家竖立一根电线杆，电线杆是从大山里锯来的松树，树杆上拧上一个白色的瓷器，我们叫它是电杯，，用来固定电线，不会导电的。我不知道大人们在做什么，干到很晚，我亦在外边玩到很晚才回家，听到墙上有大声的说话声，非常好听，就像在大队门外听到过的干部在讲话，父母都坐在屋里专心地听。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只看见墙上挂着一个近似大碗的东西，声音就是从那里面发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广播喇叭，时间是1969年的冬天临近春节，我上小学一年级刚6周岁，当时家家户户都装有广播喇叭。

广播喇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外边的电线通到墙壁上的广播喇叭，另一条线从喇叭上伸出来，接到一根硬铁丝上，插进地里，浇水声音才大，地干水了声音就小，所以，给广播喇叭的地线浇水是一项经常性的劳动。

广播喇叭在农民们中间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波，人们惊奇地发现，一根铁线连接一个大碗似的物品，就能传播出声音，太不可思议了。

广播喇叭一天响三次，第一次是早晨睡得正在梦乡里的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母亲就起来做早饭，我们孩子们起来后就听着喇叭吃早餐，之后就到隔壁去叫叔伯的大哥大姐细佬细妹去上学。中午我们放学回来后又响一次，那是社员们放工回家了，晚上一直响到人们睡觉。每次播音开始，音乐结束，播音员会说，这里是金垌公社广播站，现在是第几次播音。

我所在的生产队听到的是金垌公社广播站播出的节日，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省广播电台和县广播电台外，还办有本公社的新闻节目，每次播音10分钟，稿件都是当地人写，因为写稿的人少，常常播出养猪知识、养牛知识、养鸡知识，怎样种好水稻、番薯、大白菜等，稻田有了病虫害喷洒什么农药等，偶尔播出一篇稿件，也是公社的领导或者大干部写的文章，语调铿锵有力。

我写第一篇新闻稿件时是1979年，正在金垌中学读高一，暑假回到家里，唯一能知道外边信息的，就是墙上挂着的广播喇叭，山里的生活单调寂寞，天天听广播就成了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坐在家里的板凳上，听广播里的新闻、文艺节目、少儿节目、农业学大赛节目等，在听新闻时，注意都广播什么内容，是否有自己大队里的事或者公社的事，我极少在县的新闻里或者省的新闻里听到我所在的公社的消息，说明这个公社没有人写稿件。

于是，我就想给公社广播站写一篇稿子。因为不懂文章的体裁，更不懂文章怎么写，加上看到的是简单现象，不知道该到生产队或社员中去采访，就凭我在生产队劳动时看到的现象，就胡乱拼凑了一篇叫《稻草一把火烧掉太浪费了》的文章。里面有我看到的现象，大部分是听老农说的稻草应该还田做肥，不要一把火烧掉的好处和害处。写好后就拿给父亲看，问爸爸我这篇文章写得怎样？最后用白纸抄好后就走路把稿子送到了公社广播站。因为读高中的学校和公社仅是一墙之隔，我们放学后都经常到公社里玩，所以知道公社广播站地址。

送去前两天我还注意听广播，但没有听到广播我那篇稿子，公社广播站是第三天早晨播出我那篇稿子的，正是做早饭的时间，很多人都听到了。播出时将我的学生身份、学校、姓名都说得清清楚楚，不过那篇稿子有了很大的改动，就是题目没有改变。

为了享受这一辉煌，当天晚上我邀请了一位同生产队的好友和伯父的大女儿（当时读高二）一起坐在我家的小板凳上，又细心听了公社广播站的“第三次播音”，重播了我这篇稿子。

在公社的广播喇叭里播出一位高中生写的稿件，在我们生产队史上是第一次，喇叭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高不可攀的东西，稿件能在那上面播出是相当了不起的事，在整个生产队中反响可想而知。

这件事至今已经37年了，是不是我后来不停地写稿的原因，我不敢说，但和这件事有关系，那是不容置疑的。后来我写的稿件经常在县广播电台播出，有的在省广播电台都播。

如今，广播喇叭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都记忆犹新，影响深远，我永远不会忘记广播喇叭的那份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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