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少川所著《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一书,对几千年私家藏书历史作整体考察,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私家藏书活动,梳理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发展历史,探究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文化贡献。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几十年的断层。有一些过去几千年一直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社会体制急剧变化的几十年之中,几乎已荡然无存。私家藏书文化,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
古代私家藏书经历成长期、发展期、兴盛期,已形成一个藏书系统。自春秋延绵至清末,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源远流长、影响巨大,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出版社陆续再版傅增湘、郑振铎、陈登原、吴晗等已故学者的藏书史研究著作,然而学术界做藏书研究的,已屈指可数,《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涌现的一本代表性研究成果。作者周少川是汕头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垣研究室主任。周教授承近代史学四大家之一陈垣之学脉,学问渊源有自,为潮汕学人翘楚,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便开始研究古代私家藏书,硕士论文点校《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后又集中发力《清代私家藏书研究》,而后方成《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十几年关注和研究古代私家藏书这个课题。士礼居即黄丕烈的书斋名,黄丕烈是清代“朴学”鼎盛时期的藏书界巨擘,在中国校勘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如今,凡是有“黄跋”的古籍都可以直接定为善本。而清代私家藏书则是历代私家藏书的鼎盛期,藏书家数以千万计,藏书事业蔚为大观,是整个私家藏书历史中最关键的时期。周教授在对之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再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的理论方法,进而对几千年私家藏书历史作整体考察。所以可以说,作者著成此书,是步步为营,基于大量藏书事实而谈藏书文化,与一般的“文化”类著作容易给人空洞和抽象的感觉不同。当我在读这本不足30万字的学术著作时,时时感到它的沉甸甸分量,所以可以说这本书很“浓缩”。比如作者以线性图编《清代私家藏书传承示意图》,用极为简练的方式勾勒出动态纷繁、有着三百年历史的清代私家藏书的接收源流关系,让读者一目了然。
古代藏书系统,分为私藏与公藏两部分。包括国家藏书、地方政府藏书、书院学宫藏书、佛寺道观的公家藏书,是作为国家、地方的文化设施或者集体财产而存在的。作者认为:“古代私家藏书便是中国历史文化产品积累、保藏、整序、再造的重要系统,这个系统的运行,完全依靠藏书家个人自觉自愿的行动,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藏书家作出种种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呢?私家藏书文化研究可以透过许多文化表现,挖掘藏书家深层的文化心态,区分其积极与消极的心态,从而把握私家藏书不同发展路向。”正出于此,作者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私家藏书活动,梳理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发展历史,总结其习俗风尚,进而探究其丰富的文化意蕴和文化贡献。
这本著作出版至今已经整整20年了,但“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今天,国家经济越来越繁荣,国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安定、昌盛的政治经济环境,为藏书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这只是藏书事业的外部条件,正如作者所揭示的:“影响藏书活动发展的内在因素——是一个时代学术文化。如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清代博学于文、参稽考订的朴学学风,都对私家藏书的兴起或兴盛有着直接的影响。”
比起书画、瓷器、玉器等门类来,古籍文献的收藏带有更强的学术性。一位藏书家往往就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而一位学者又可能是一位富藏博览的藏书家。收藏的最高境界是走向学术,因此,在传统的收藏观念中,对于古籍文献、金石碑帖的收藏与研究,其品味与档次是排在第一位的。但今天,我们看到私家藏书仍是极其“小众”的,其道是相当“孤独”的。也许,一个时代学术文化的培育是需要时间的。中国古代私家藏书文化有过“曾经沧海难为水”“无可奈何花落去”,然而,历史往往反复地上演许多相似的剧情。中华民族有着爱书、读书、尚学的精神传统,我相信,冬去春来,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在轮回中得到发展,“似曾相识燕归来”。
作为乡邦后学,笔者崇仰周教授的治学精神,更在阅读周教授的这本著作中,为古代私家藏书文化之丰厚,藏书家之痴情所感动,特为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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