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从武汉回来

徐强英

孩子在武汉读大学一年级，第一次出远门，离开身边这么久，真是令人牵肠挂肚。刚过完2020年的元旦，我便开始倒数孩子回家的日期。

可是万万没想到，随着孩子返家，带来了无尽的惊恐。

2月1日下午，我们小区来了一位身穿防护服的医生，同行的是一群戴口罩穿公安制服的工作人员。见到穿着防护服的，小区微信群里旋即掀起一股紧张气氛，业主们马上发出质疑和询问——“什么情况？”“哪一家的？”“天哪，我们这里有病例吗？”

物业主任按响了我家门铃，要求家里武汉回来的学生下去测体温。我跑到孩子房间，朝正在睡觉的孩子喊：“快起来下去测体温，很多人在楼下等你。”孩子极不情愿穿好衣服戴上口罩，我已经穿好鞋站在门口等他。我跟在孩子后面刚走出单元大门，就听到有人高声说：“那女的居然没戴口罩！”这才想起自己是没戴口罩下楼的，我在离他们三米外的地方停住脚步，孩子自己过去给他们测体温。听到医护人员询问孩子何时返深时，我急不可待地大声替她回答：“1月17日，已经过了14天，体温一直正常。”

我不明白自己到底急于表白什么，我感觉自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急于得到他人的谅解。自从武汉封城以来，我的内心一定比那些没亲人在湖北的人们，更是多了一份焦虑。我甚至遗憾孩子爸爸是个湖北人，虽然他一年多没回过湖北了。

和大众相同，自从宣布武汉封城那天起，我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我开始仔细回想孩子从武汉回来后的每个细节，到过的每个地方，接触过的每个人。我们不能确定，是未知的病毒躲着我们，还是我们躲着它。

记得1月17日下午1点多，我一路听着吴文莉的长篇小说《叶落大地》，去翻身地铁站接孩子。因为听得入神，孩子拖着大行李箱走到车旁边，我才反应过来。那时深圳还没有人戴口罩，也丝毫没有疫情将来的气息。我们顺路去了麦当劳填表报名，孩子希望利用寒假去麦当劳打工。从寒冷之地回到自己家，孩子才得以痛痛快快地洗澡,当天穿回来的衣服，除了那件厚重的棉外套和新买的鞋子没有洗过，其他都已清洗晾晒干净。后来的五天之内，我们与阿萍一家三口吃了椰子鸡；与阿美母女逛南山批发城买衣服并一起用餐，还与她们去展销会买年货；22日姐姐出去打了一场篮球；23日妹妹生日，妹妹把一周前就约好的两个小伙伴请来家里分享生日蛋糕。不算与我们擦肩而过的，除了以上约定的对外接触，我们没有出过家门。

大年三十，随着媒体以及朋友圈对疫情公开的信息，我变得坐卧不安。不允许不肯戴口罩的孩子爸爸出门采购，自己戴着孩子从武汉买的N95口罩，亲自去吉之岛、菜市场采买。出门发现除了市场卖菜的少数人不戴口罩，大家都和我一样戴好口罩出行，大年三十的路上行人稀少，个个眼神凝重。我不断地自责，后悔没有早点让孩子回家，后悔孩子返深后，带她去了麦当劳、与朋友聚餐、与朋友逛街，要真的有问题导致传染，我岂不沦为千古罪人？

大年初一，我给远在两千里之外84岁的老母亲打电话拜年，详细告诉她老人家，武汉发生了什么，全国正在如何应对，嘱咐她经常去的超市、佛堂等地，暂时不可再去。最后，我不无担心地告诉她，从武汉回来的孩子一切都好，只是还没有过14天的隔离期。其实我一直在想，如果从武汉回来的孩子不幸中枪，我们全家都跑不掉。俩孩子整天一起你搂我抱，还经常一起黏在我身上，妹妹又经常黏在爸爸身上，我和俩孩子都是过敏性鼻炎患者，家里的喷嚏声经常此起彼伏。住南山区的亲人微信说要来我家，我毫不迟疑拒绝了，家有从武汉回来的学生，恕不敢与外界相见。

我们小区的邻居群里已经有人在喊，要管理处把从武汉回来的人找出来，要我们主动上报。我在未搞清楚他们会如何处理从武汉回来人员的状况下，出于对家人的保护，是不会把孩子报上去的。这使我对在小区群里喊话的某位邻居多出一份反感，当然他们的担忧也没有错。过了两天，管理处主任给我私发了二维码，要我们把孩子的情况上报给社区。是孩子自己填好表格，进行上报的。根据孩子上报的信息，才有了开头找孩子测体温的一幕。

我开始更加的惶恐，主动给与我们接触过的两家朋友打电话。借拜年的机会，告知他们我家孩子没有生病的症状，希望他们不必像我一样焦虑。得到朋友们报平安的信息，温暖的安慰，我打心底感激他们对我的信任。我几乎每天在朋友圈发一次有关孩子活动的照片或视频，想以此证明我的孩子是健康的，好让湖北的亲友以及我所有的亲友都放心。

我一天天数着日历上的日子，觉得每一天都是漫长的。1月31日，我心里轻松了不少，我家从武汉回来的孩子过了14天观察期。

不料又有消息传来：有部分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是没有症状的，我又是一阵焦躁，万一我们被感染了病毒，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我再一次给与我们接触过的两家朋友打电话，想了解他们家的成员是否都健康。我亲爱的朋友啊，总是不让我失望。他们不但身体健康，再一次从心理上给我鼓励，一起聊天解闷。阿萍说，咱们那时候不知道会严重到封城，如果知道，也不会让孩子补一周的英语课。她在为我的孩子而责备自己，事实上阿萍是第一个提醒我让孩子戴上口罩做好防护措施的人，是我最应该感谢的人。是的，1月10日开始放寒假，到孩子回家前的一周时，疫情已经严重爆发了，那一周真的不该让孩子待在武汉。

12月31日媒体爆出武汉发现未明原因的肺炎时，阿萍微信转发给我相关新闻报道，专门打电话提醒我通知孩子戴口罩预防。孩子依照我的叮嘱，买了100个专业的N95口罩，还分了50个给同学。幸运的是，孩子补课外出都是自己骑电单车，戴着口罩，除了返深回家时乘坐地铁和高铁，没有坐过其他交通工具。我和孩子上网把他乘坐过的G77次高铁查过几次，1月17日此列车没有出现过确诊病例。

我们一家人，感觉如同死里逃生，终于可以给与我们接触的朋友一个放心的交代。我必须告别这段心理被新冠病毒“感染”的日子，回到正常生活当中来。

2月9日，我通过社区分享的二维码登记了我们一家的生活轨迹。此后，陆续接到社区、街道、派出所的电话以及短信，详细询问我们一家的身体状况，热心叮嘱我要注意身体营养，尽量不要外出。我在本社区生活了二十年，第一次与我们的政府机构频繁交集，没想到竟是以这样的原因与方式，真令人百感交集。生活总是要继续，在社区的指导下，小区内部环境每日消毒，小区门外统一接送快递并消毒后自取，出入小区测量体温，外来人员不得进入本小区。在这人人自危的疫情期间，社区工作者临危不乱，最大限度地保证老百姓身体安全与日常生活的正常化，使我这个心里焦虑无奈的家长，感到莫大的安慰。我们一家全力配合社区自我隔离，半个月采购一次，带着孩子居家学习工作，心里渐渐安稳。

前几天，接到一位自称是公安部门的男士电话，了解情况。我问对方，孩子已从武汉返深有一个月了，是否还需要社康来家里采血做核酸测试？对方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不用，都满一个月了，你何必花那冤枉钱，你们不会有问题的，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那些瞒报对象排查出来，消除隐患，他们有些人直到发病还在隐瞒。”他的一番话，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如同大赦。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得了传染病，还要不顾自身安危而隐瞒？

春暖花开，疫情也渐渐趋于明朗，我却一日甚过一日地担忧，不知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武汉秀美的南湖之畔，那所古风古韵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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