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右)一家三口在深圳观澜过年,特意到照相馆拍照留念。(摄于1995年春节)
梦晴 文/图
1995年元旦一过,离过年还有一个月,我所住的宿舍就洋溢着回家过年的期盼与喜悦,安徽的绮妹列好了礼物清单,浙江的燕琴四处打听回家的列车,四川的名英已买好新衣……
我却陷入了回不回家过年的烦恼中,我当时承包工厂的饭堂和小店,工厂的放假时间是从腊月二十六到正月初十,考虑到部分留守工人的生计,提前到大年初三开工,工人可自愿选择是否提前回厂上班。而我没得选择,饭堂必须大年初三开始供应饭菜,加上小店过年期间也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如果关门,眼睁睁少了一大笔收入,着实可惜。可是,我实在是太想家了,虽然离家还不到半年,但仿佛已经与家人分开很久,每天都掰着手指算新年到来的日子,恨不得马上就回家,一家三口和和美美地过年。
姐姐见我整天愁眉不展,对我说:“你回去要坐十五、六个小时的长途客车,车票比平时贵几倍不说,还不一定能买得到,不如叫你老公儿子来深圳,一起去我家过年。”
丈夫却不乐意,回信说,我们在自己家过年多自在呀,有温馨的两居室,有舒适的席梦思,去深圳过年寄人篱下的感觉太不好受了。
读着满纸的思念和期盼,我心一横,跟姐姐说:“我要回家过年,不管车费多贵,也不管小店的收入多高,你只要帮我去饭堂做饭就行了。”姐姐为难地说:“我难得一年才放一次长假,又要帮你做饭,想睡个懒觉都不行。”姐姐说得在理,我不好勉强,却难过得流下眼泪,姐姐见状只好答应。我马上破涕为笑,高兴地打电话叫弟弟第二天陪我去龙华车站买票。
第二天弟弟一见我就说:“春运这么多人,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回去?姐夫也是,一点都不担心自己老婆的安危,我昨天已打电话回去说他了,他已答应来深圳,你们不想去姐姐家过年,就去顺发楼住,在工厂饭堂做饭。”
顺发楼就在工厂附近,是工厂经理买的商铺,还没投入使用,没水没电,照明只能靠蜡烛,床是两张拼在一起的卡板,垫了棉被躺在上面还是硬得硌人。那时候,在异乡能有个栖身之所,一家人过个团圆年,我已很满足。
除夕夜,偌大的工厂只有保安和我们几个,我们做了白切鸡、酿豆腐、香芋扣肉等,姐姐又送来了半边客家炆鹅,把饭堂的两张长条饭桌拼在一起,就成了一张四方大餐桌,摆了满满一桌子菜,几个人边吃边看春晚,弟弟一个劲地向我们敬酒,儿子跟着电视又唱又跳,直到四周传来新年的鞭炮声,我们才尽兴而归。
大年初一,按照老家的风俗,我们做了汤圆,期盼一家人团团圆圆。吃饱后就到街上“行大运”,一路都是喜庆快乐的氛围,空中“飘”着迎春粤语歌曲,家家户户门前摆着柑橘、年花,有的还挂着小灯笼和红包,儿子欢快地走在前面,东瞧瞧西望望,不时发出开心的笑声。
走到观澜灯光球场时,里面正在举办游园活动,有套圈、掷飞镖,猜灯谜、投篮等。我们走过去问:“玩一次要多少钱?”工作人员说:“这是政府举办的,不用钱,还有文具、糖饼、洗衣粉等礼物,你们想玩就去排队。”真是意外之喜,我们马上去排队,投身到这热闹快乐的活动中。
晚上,我们回到顺发楼,围着白天收获的一大堆礼物,边品尝边分类,摇曳的蜡光里,大家开怀大笑。老公抱着我说:“老婆,我现在觉得很幸福,原来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不管在哪里过年,住怎样的房子,睡什么床都很开心,我也要来深圳同你一起搏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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