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幺
2021年元旦,大家都在告别极不寻常的2020年,憧憬“牛”转乾坤的2021年。按照单位的防疫要求,我把回老家探亲的票退了,留深过节。谁知1月1日下午,噩耗传来,父亲不幸离世。悲恸之余,无限回忆涌上我的心头。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鄂南山区的普通农民,他们人生的数十寒暑,都是春播种、夏耕作、秋收割、冬贮藏,循环往复。老家属于丘陵地区,人均不到一亩田,每年要种植水稻、小麦、花生、黄豆、玉米、蚕豆、红薯、油菜、棉花等十余种作物,还要饲养猪、鸡……农事繁忙,除此之外,没什么收入来源,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在没法开源的情况下,父亲和母亲省出每一个硬币,抚养我们兄弟五人长大。
送孩子上学读书是父母一辈子的信念。因为出身问题,父亲只读到初中毕业,据他的老同学讲,他是班里年纪最小、成绩最好、最受老师喜爱的学生之一,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却无法实现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自己读书的路被“堵”死了,父亲人生的全部理想,就是让下一代好好读书,“长大了到外面去”。
家里虽然穷,但从没听父母讨论孩子“要不要上学”的问题,他们认为,孩子上学是空气、是土壤,是天经地义的。1993年,家里迎来了最大的挑战,当时,三哥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大哥二哥还在上大学,再也拿不出钱替三哥交学费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找经济条件稍好的亲戚去借。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读书无用论”,“借钱上学”也成了许多亲戚无法理解的事。碰壁之后,父亲的话更少了,直到开学前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雨夜,一个远房亲戚帮了忙。等到我们兄弟陆续毕业工作后,父亲的身板也挺直了,连说话的声音似乎都大了一些。
因为上过中学,毛笔字写得漂亮,乡亲们都把父亲当成文化人,谁家结婚看日子、写庚书,红白喜事写对联,盖新房题门楼字,一般都会来找父亲。现在村里还保留着的“三槐世第”等门楼字,均出自父亲手笔。小时候,我经常当“人工镇纸”,牵着长长的对联纸,防止没干的墨汁流溢出来,时常这个时候父亲也顺便考我几个问题。长大以后,他也经常和我讨论有关对联的话题,告诉我该怎样用典、怎么贴切,他的见识常让我暗自惭愧。
也是因为读了书,父亲对孩子从来不打不骂,批评都是和声细语,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极为难得。
父亲不仅有文化,心灵手巧,体力活也是一把好手。在耕种的事上,父亲样样精通,而且比一般人做得更细致。记得每年春天,村里人都要把田埂内侧的杂草锄掉,再搭上一层泥土,不然田埂就会越来越窄,没法走路;我家的田埂总是最整齐、新搭上的泥土最厚实。
1990年,家里准备修祖宅,那宅子是落实政策后归还我家的。修祖宅要砌窑烧砖,父亲成了绝对主力,他把和好的湿泥团用力摔在砖模具里做成泥胚,二三十斤的湿泥团,他每天要举起摔下几百上千次。烧窑需要煤,卡车把煤卸在村外的大路边,再用板车拉到工地上,空车去我拉,装满返回时父亲拉。为了不影响其他事情,拉煤都在晚上进行。我当时十来岁,还记得在皎洁的月光下,就着下坡路在板车扶手上腾空跳跃的情景,那也是快乐的时光。
作为一个农民,父亲对田地、祖宅就像对孩子一样,爱得深沉,处处悉心打理。
父亲也曾努力开辟新的生计。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爷爷的支持下,我们家买了一套粮食加工机械,包括压面机、打米机、薯粉机。当时几台机器的电力、润滑、皮带等问题都要自己动手解决,父亲硬是把自己逼成了半个机械专家。来加工的乡亲们都是先记账,等到要过年了,父亲再去挨家对账收款。本来回笼就很慢,再加上总有几家欠钱的,这点副业其实更像是公益活动。
我大学毕业后,家境日益好转,田地劳作慢慢减少了,父亲对地方史志、修家谱等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母亲总说他修谱最积极,接到有关修谱的电话,他立马放下手上的事赶过去。我猜想父亲一方面是想为家族、集体做点事,另一方面更是为自己几个孩子学有所成而自豪。
2020年7月,父亲中风之后,基本失去了语言能力,只会简单说“啊”“哦”等几个词,我看望他时,特地问“家谱修好没有?”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修好了哦”。我一时欣喜不已,以为康复有了进展,要知道,这是他病后难得的完整对话之一。
因为中风引发失语,父亲没有留下临终遗言,这成了我们最大的遗憾。
父亲去世后,按照传统习俗,乡亲们撰写了多幅挽联,其中一幅是“栉风沐雨奉上育后严父劬劳无尽表、履仁怀德交道接礼儿孙痛念难全书”,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父亲用他一辈子的好学、勤勉、隐忍、热忱,在农村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如今,看着自己的孩子,我对“父亲”这个词有了更深的体会,一定要让良好家风代代相传,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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