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李鸿基做客宝安文化茶座解读屈原精神及其对湖湘文化的开创与影响 不为千载离骚计 屈子何由泽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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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屈原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人物的形象地位十分崇高，以至成为偶像，但他作为一个个体的形象，他的家庭、感情、人际关系、改革事业为何失败，几次被流放的遭遇却并不广为人知。”5月8日，媒体人李鸿基做客宝安文化茶座，以历史、辨证和文化的视野和角度，生动解析屈原的生平、命运、创作、贡献及其对湖湘文化的浸染、延续与影响。

屈原生平

“莎士比亚在他的代表剧作《哈姆雷特》中向我们提出了生与死的问题。而屈原则更早就用自己的生命唤起了我们的思考：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的价值怎样才能发光？而死亡又到底意味着什么？”李鸿基一开始就抛出了屈原的人生价值这个话题。

李鸿基首先简述了屈原的生平及主要经历。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作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出生于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自幼饱读诗书，体恤同情百姓。年轻的屈原得到楚怀王的倚重，出任左徒一职。

李鸿基分析，屈原生活在纷乱的战国后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变得强大，时常攻击六国以求统一。名士苏秦提出合纵，即联合六国一同抗秦，屈原积极参与此事，与苏秦一起促成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并使怀王成为联盟的领袖。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但屈原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楚怀王坚定和持久的支持，原因是改革触犯了大臣和贵族的利益，改革与反改革发生强烈的冲突，这些人常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平伐其功”，说他独断专权自揽功勋，根本不把楚怀王放在眼里。而楚怀王并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挑拨的人多了，楚怀王对屈原也就渐渐疏远，以至将屈原降为三闾大夫，流放至汉北。公元前299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其子顷襄王继位后继续实施妥协苟安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在此期间，上天为人生坎坷的屈原打开了另一扇门。他的诗歌和文学天赋得到淋漓畅快的发挥，使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开创性的杰出人物。

公元前278年，秦大将白起攻破楚国郢都，绝望之下，屈原抱着一块石头自沉汨罗江。

“屈原生活在历史文献相对缺乏的战国后期，关于他本人的经历和生活环境的资料并不多，但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十分丰富。屈原的政治改革目前在学术界受到的关注也不够。实际上，这决定了楚国的命运，也决定了屈原的命运。”李鸿基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具有结构性的矛盾与冲突，呈现出很多相似性，应当更重视与加强这方面的思考、研究与探索。

天才的文学成就：不仅仅是浪漫主义诗人

“屈原虽然仕途受挫，但文学创作成就辉煌，他在文学史上开创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文学史上评价他开创了浪漫主义传统，这是远远不够的。”李鸿基介绍，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也第一次有了“作家”这个概念。屈原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不同学者的考据，有二十余篇，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

李鸿基介绍，《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373句，2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咏三叹的韵致。李鸿基笑谈，这个“兮”字，活像一只小蝌蚪，游动于字里行间，十分灵动鲜活，有点小可爱的味道。

可以说，屈原所开创的新文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李鸿基指出，对于屈原的作品，光说浪漫主义是不够的，《离骚》作为长篇自传体叙事诗，融合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手法；《九章》《招魂》《哀郢》《远游》等作品，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段更是瑰丽多彩，亦魔亦幻，壮观神奇。

■链接

湖湘文化发展源流

“湖湘文化起源上属于中华地域性文化中的楚文化。它的核心思想包含"哀民生之多艰"、"先天下之忧而忧"。它的鲜明特征就是屈原体现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湖湘文化的起源与发端均受到屈原思想的影响。”李鸿基说，屈原思想的内在本质是求索精神，求真、求善、求美，既包含了他不忘初心为真理而奋斗的理念，也包含了他始终如一为理想而献身的品质，也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他的“美政”“美人”思想。屈原那时的独醒、自我完善品格，与后来湘人敢为人先、勇于任事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屈原的爱国爱民思想，一代又一代激励着中华儿女。

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湖湘大地早期并没有本土的学问家，湖南精英层面沐浴的是“流寓学问”的光辉，屈原、贾谊、李白、杜甫、刘禹锡、王昌龄、柳宗元等人，便是“流寓作家”的杰出代表。到了北宋道州人周敦颐，他创立了濂溪学派，带领程颢、程颐等一大群子弟开创理学。杨时的弟子胡宏及再传弟子张栻还有理学家朱熹等人，推动发展湖湘文化。岳麓书院千年弦音不绝，三块名匾熠熠生辉，“道南正脉”“学达性天”“实事求是”，成为湖湘学派的精髓。

■互动

观众：我也是湖南人，很早就听过湖湘文化这个说法，湖湘文化有哪些特点？

李鸿基：受湘学经世致用教育的影响，湖湘士子多把人生的成功建立在事功上，即用行动和影响对社会施行治理。追求事功成就，成为湖南知识精英的共同目标。还有热血性格。湖南处于南北对冲之地，七山一水二分田，多山多石的环境，刚性坚硬的地质，迫使湘人选择了倔强才能生存。这正是钱基博所说的：“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湖南人崇尚这种倔强的任事态度，凭借一股子蛮劲，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奋斗着拼搏着，不断创造出一片片属于自己的世界。

湖南人喜欢辣椒，吃辣椒的方法多种多样，这与湖南人的性格颇为相通。到了湖南，不吃辣椒就很难吃好饭。

观众：湖南人的热血性格，对现代人的打拼有什么启示？

李鸿基：典型的湖南人的性格就是，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决心做坚持做，即使有困难也不放弃。这在湖南人身上特别明显，因为祖宗没遗留什么财富，上天也不给多少馈赠，就只有靠自己努力打拼，认准的事情，就坚定地去做。

屈子的成就与精神浸润、滋养和影响着湖湘文化，在新的历史方位，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面前，湖湘文化如何克服不足、扬长避短，如何革故鼎新、重放异彩，这是一道颇具挑战性和突破性，值得人们认真审视和探索的时代新课题。

本版文字：宝安日报记者 罗慧怡

摄影：宝安日报记者 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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