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你瞧这些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金庸《神雕侠侣》
1924.3.10-2018.10.30
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报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本名查良镛,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一生创作武侠小说15部,包括《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神雕侠侣》《鹿鼎记》等脍炙人口的名作。1959年与沈宝新共同创办《明报》,使其成为香港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获2008年度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中国人真正的精神乌托邦,不是桃花源,而是“江湖”。在那块虚构的飞地上,英雄人物仗剑天涯快意恩仇惩恶扬善,武功与侠义,是人间的最高价值标准。众多华人读者一度憧憬金庸式的武林,憧憬它所承诺的正义、自由、坚不可摧的情谊,以及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可能。
金庸小说全面进入中国内地,正好撞上朝气蓬勃、求知欲旺盛、全国人民鲸吞般读书的80年代。现在的中年一代,都有过在旧书摊或租书亭借阅盗版金庸小说经历。皱巴巴的《射雕英雄传》或《鹿鼎记》藏到课本底下或躲在被子里翻看,被儿女情长感动得小心脏怦怦跳,被飞檐走壁刀光剑影晃到眼晕,书页留白处还有上一个借阅人霸气的批注,让人横生“英雄所见略同“惺惺惜惺惺”的隐秘自豪感。
对于处在青春期的一代人来说,金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生导师。他们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里学会了理想,从“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塞上牛羊空许约,烛畔髻云有旧盟”里懂得了爱情,从“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中领悟了处世的乖觉柔韧。他们崇拜风清扬和金毛狮王谢逊胜过了其他文学形象,他们读书听音乐练拳打架,他们一致认为萧峰在雁门关以断剑自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接近崇高的段落,“命运”在那里第一次显现出无限的强大和可怖。
然而并非四处都是叫好声。上世纪90年代,何满子、王朔等知识分子和作家先后在国内主流媒体上发表“讨金檄文”,批判金庸的武侠小说思想陈旧,以新武侠之名为旧文化“续命”。王朔在《我看金庸》一文里说:“金庸很不高明地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播映,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又说他“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
面对毒舌,金庸处之淡然。他通过《文汇报》回应,说读到王朔先生的雄文,自己第一反应是佛家的教导“八风不动”,第二反应是想到孟子的两句话“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宠辱不惊,是很高的人生境界。惟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家炎、钱理群和陈平原等几位教授,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金庸,肯定其作品的文学价值。严家炎说:“如果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陈平原高度评价金庸是一个“有文化情怀、有政治眼光,有历史温情的小说家”,“他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
如今回视,三十年前那场论辩,更像是来自所谓严肃文学的急赤白眼的聒噪。包括王朔在内的任何当代中国作家,都不曾拥有金庸这么庞大的读者群。如果一个作家愿意为读者写作,而且并不认为这是“放低身段”,自然会受到许多人的爱戴。
曾经有人问金庸,人生应该怎么度过?金庸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驾鹤西归,是他最后一次轰轰烈烈地占据所有报纸的头版。这一页翻过,一代人的热血青春也正式谢幕。此后的岁月里,万人如海一身藏———若能再遇那个身怀绝技的人,便是大幸。大师,江湖再见。文/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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