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助人与大众

罗慧怡

马丁·斯科塞斯最近频频在采访中批判漫威电影不是真正的电影，引起全球范围的讨论，近期更是在媒体撰文作出详细解释。斯科塞斯在文中称，以漫威超级英雄电影为代表的很多电影都是为快速消费而生产的完美产品，虽然有相当一部分这类电影是由一群很有才华的人组成的团队做出来的，但是“它们缺少电影最关键的东西：一个独立的、个体的艺术家的统一视野。原因当然是：独立艺术家是最具风险的因素。”

过去在好莱坞制片厂制度下，艺术家和商业之间持续且紧张的对立关系中，产生了一些影史最伟大的电影，如今这种对立关系消失了，因为独立的、个体的艺术家被排斥在了电影工业之外，这个行业如今只需要像游戏公司一样聘请心理学家和大数据专家测试观众反馈，再聘请一些“螺丝钉”即可。

这似乎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赞助人制度与大众化之间的矛盾，当电影成为大众的日常消遣，那些角色充满人的复杂性，能给观众带来美学、情感和精神上的启示的电影，让位于拥抱让人极度舒适的普世价值观、精准预测人的嗨点、适时煽情的漫威电影。乌合之众，我们常常下这样一个看似意味深长，实际什么都没说清楚的结论。

真正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大众化，还有个人主义——这个时代人人皆庸众，可又人人都是控制狂。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人是政治的动物。追究这句话的起源，亚里士多德说的是，成为人就是要成为一个运用语言的动物，但语言只存在于与他人的交流中，要成为运用语言的动物，就必须是城邦的动物，而希腊语中的城邦（polis）正是拉丁语系政治一词的来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住在城邦之外的人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即使是最独立的人，即哲学家，也无法在城邦之外生存。

那是一个“忏悔录”这种文体还没产生的年代，自说自话的内观、反思尚未成为人的主要活动，想与做之间的鸿沟还未如此深不见底，“应该”与“是”可能还是一回事。那时候，语言即对话，语言即沟通，语言即政治，语言即实践。

当今社会的大众化与个人主义的盛行带来的不仅仅是“私以外，全员皆庸众”，也不仅仅是大批住在城邦里却非政治的人，还有爱欲之死。正如金句频出、颇为网红潜质的韩裔哲学家韩炳哲所宣称，当今世界的爱情并非死于无休止的选择自由和完美主义，并非因为当代人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不设限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而是因为个人主义的盛行、消费主义带来的同质化，以及诸多以自恋式的自我满足为目的的圈套和花招。“导致爱情危机的不仅仅是对他者的选择增多，也是他者本身的消亡。这一现象几乎发生在当今时代所有的生活领域，伴随着个体的"自恋"情结的加深。”“自爱的主体以自我为出发点，与他者明确划清界限；自恋的主体界限是模糊的，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他者身上的差异性无法被感知和认可，在任何时空中能被一再感知的只有"自我"。在到处都是"自我"的深渊中漂流，直至溺亡。”

这个大众化与个人主义的时代，最盛行的当然是迎合自恋的“我”的电影，而不是让“我”进入一个复杂的人物（或者说人物背后那个独立的、个体的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以隐晦的方式让“我”看见他者、给“我”勇气消除自我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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