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的车站，谁立在功过之间？

看完《南方车站的聚会》后，我总是想起赫鲁晓夫。

新圣女公墓在莫斯科河畔，契科夫、普希金、肖斯塔科维奇，走上几步，你总会迎来某个需要矗立许久来凝视的时刻。每座墓碑都是独立的雕塑，它们是艺术的，优美的，哀伤的，肃穆的。一块黑白不规则大理石立在它们之间，赫鲁晓夫以这样突兀的方式出现。七块大理石衔接成一个长方框形，左边全白，右边全黑，中间圆头圆脑的长者就是苏联历史上那个功过参半、本身又明显矛盾的人物。

《南方车站的聚会》一如赫鲁晓夫本人，极具个性，不乏天赋，变化多端又极为自信。

说它是年度最佳不过分。作为过去十年在欧洲三大电影节唯一有所斩获的中国导演，这一次导演刁亦男并没有让我们失望。电影在《白日焰火》的基础上进一步风格化。因为投入的增加，电影在美学形式上也比前作更加丰富。扫荡了一切“中规中矩”的沉闷，这是一部带劲儿的电影。如果电影也有联合国大会，那《南方车站的聚会》就是在烦冗议程中突然起身，脱掉皮鞋敲桌子的那个。

当然，个性强烈自然会带有玩票的倾向，刁亦男为这部电影加入了大量的个人标识和道具、音乐和线性故事之外的插入场景——瓶中女、动物园、与09年的时代明显不相符的歌曲……都可能被观众称之为自说自话。毕竟拖鞋敲桌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得体表达，而且，我们确实也已经很久不把一个电影导演自我表达的个性强度作为衡量电影优劣的标准了。

从酒店地下打斗到旅馆房间，《白日焰火》中简洁朴素的残酷变成了一种重金属式的美学；在湖滩帐篷的一场戏中，幕前人物和幕后剪影同框制造了别样气氛；主角周泽农在废屋中疗伤时，背景音的快速切换则指向人物的回忆和往昔……导演能力和自我意志在这些丰富的电影语言里做出了尽情的展现。

但一个人如果性格强烈、面向太多也并不总是好事。电影中有大量段落彼此之间风格上并不统一，呈现出视觉上的分散。在动物园中追捕的段落中的表现主义，和男女主角在漆黑的湖滩上猜远处山上车灯的压抑静谧，配合以穿着灯光鞋跳广场舞的舞台剧质感，刁亦男在电影中不断地加入新的元素，一如赫鲁晓夫式的变化多端，揣摩不透，又像一盘口感过于丰富的菜肴，以至电影和观众都有点消化不良。

在故事上，《南方车站的聚会》对应着赫鲁晓夫式的黑白两面。电影将一个“周克华”式的故事以犯罪嫌疑人的视角重讲了一遍。电影里的主角：被布下天罗地网围追堵截的必死之人周泽农，和处于被侮辱和损害的底层的陪泳女爱爱，他们都是大时代下渺小的人物，终将面对最后的命运。

而电影又同时用黑色幽默曲不断消解着肃杀的气氛，这让故事的整体气质在不断发生着偏移——观众则必须在笑和沉默中每每做出艰难的选择，不知道到底该用黑色还是白色来贴它的标签。就像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墓碑面前叠在一起，面对他，人们大约也会爱恨交加。

与此同时，在群像和主角之间，电影也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力图打造社会群体形象的努力。在每个场景中，有大量的“群众”出现，他们往外泼水、骑摩托、做爆米花，他们是小摊小贩、居民楼大妈，是外在于整个警匪关系的人。一般的类型片中绝不会给到“群众”如此多的戏份，以至于片尾需要一个非常冗长的名单来一一写下这些人的名字。然而，对群像过多的呈现，也削弱了观众对主角的注意。为了表现大量的人物间关系，导演放弃了使用人物特写正反打的方式，这让我们对电影的共情能力大打折扣。而没有核心人物来固定视点，也让观众对本来就没有太多表达空间的主演们、对他们的表演和戏点更加印象模糊。

如果《南方车站的聚会》确实为今天中国的电影题材和美学找到了新的出路，那可能也只会是被记住，但不会被感谢。如同赫鲁晓夫的墓碑，矗立在新圣女公墓的群贤间，行人稀稀。那荣耀、傲慢与惊世骇俗的背后，刻着一道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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