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狱□徐珊

北江漫笔

蔡康永有一篇写张爱玲的文章,非常特别,文章第一句便是:“凡有边界的,皆是监狱———人生是监狱。”蔡康永认为张爱玲悄无声息的离去是“越狱成功”。

解读张爱玲的人生和文字的钥匙大抵是虚无、悲观以及苍凉。蔡康永却有些另类,用了一个特别的词:越狱。他在文中用了其他词来解释越狱,比如他觉得其他同时代的作家在张爱玲面前都显得“土”。末了,想必蔡康永怕“土”字会犯了众怒,而且,他也知道,“土”这个字未必能帮助到大家理解越狱之说。于是,在文章结尾处,他不惜借诺贝尔奖来说事,说张爱玲是不在乎,说“有过、又没有了的法术；有过、又没有了的欢呼,她都不在乎。”可见,在蔡康永的眼里,不计较、不在乎的作家,都是洋里洋气的作家。

蔡康永的这篇文章很短,并不能道尽张爱玲,也无法说清他对于张的全部理解。但“越狱”一词,却极为精妙。虽然,我并不全部认同他笔下的张爱玲,但我认同他笔下盛赞的“越狱”。越狱是一种决绝的姿态,不是人人可以担当得起。这姿态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功利之心,没有画地为牢,以尖锐的才华,以局外人的冷漠姿态,超越这场注定曲终人散的人生之局。

毫无疑问,死亡固然是越狱的基本姿态,但这是不得不出局。最艰难的是,人在局中,如何做到“不在乎”?如何消弭功名之界?如何越狱成功,获得自由呢?

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可谓是最决绝的越狱者。年纪轻轻,谁都不在乎。母亲去世了,或许伤心,或许不伤心,但坚决不哭。母亲下葬的第二天,他就去海滨游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电影。你以为他在乎的是女友?不。女友对他说,结婚吧。他说好吧。女友说,你是爱我才结婚吧。他肯定地回答,我不爱你。母亲不爱,女友不爱,那他是不是只爱自己?不,他也不爱。他糊里糊涂地杀了人,却一点也不关心法庭对自己的审判。他对自己说:“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不仅仅是别人,默尔索连自己都不在乎了。

都说人生如戏,可是默尔索根本不演戏,他早早越狱出局,他不在狱中,不在局中,谈何演戏。

那么,他在乎自己的不在乎吗?

这或许要回到这个小说的初衷,除了用默尔索揭示出人生的荒诞本质。我想,他的“不在乎”其实是反抗世人的“在乎”。而加缪,是用“默尔索”一个“我”来反抗全人类的“我们”。

在加缪的笔下,默尔索的世界里的“我”是这样的:我可以不爱自己的母亲；我可以不接受社会的道德标准；我可以漠视婚姻；我可以不恐惧死亡……

一句话,“我”可以不和“我们”同谋,我可以拥有我一个人做主的自由,“我们”是牢狱,现实是牢狱,而“我”已经越狱。越狱的“我”,也就是默尔索,没有责任,没有热情,推开世上所有的规则,视亲情、爱情、道德、生命为枷锁,冲破和打碎它们,毫不犹豫,绝不留情,然后得到绝对自由。

如果说默尔索是一位决绝的越狱者,那么《河的第三条岸》里的“父亲”则是一位游离的越狱者。

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笔下的这位越狱者,在小说开头出现的时候,远远没有默尔索那么冷酷。“父亲是一个尽职、本分、坦白的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比谁更愉快或更烦恼,也许是更沉默寡言一点。”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老实本分的“父亲”,竟去特制了一条船,然后什么也没带,去了一条“又宽又深,一眼望不到对岸”的河,一个人划来划去,漂来漂去,再也没有回家。

“父亲”把整个家庭和社会抛在脑后,越狱了。不过,他没有默尔索决绝。默尔索是在现实之中反抗现实甚至打破现实,“父亲”只是逃离。换句话说,前者是破除边界,后者是远离边界。前者是心中无狱,绝对自在；后者是跨越牢狱,成为一个孤独的漂泊者。对于漂泊者来说,“河的第三条岸”就是精神绝对自由的彼岸,自己一直没有见过,可能谁都没有见过。毫无疑问,这个彼岸是虚幻的,但却存在着,在寓言的象征的世界里,散发着致命的诱惑。

告别、出走、漂泊,父亲做的这一切,更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的一场梦游。如果说生命无法承受之重,是责任,是担当,那么这场梦游则是没有重量的,是轻飘的,是生命无法承受之轻。重和轻之间,扎根现实,托起人生之重,是凡人别无选择的选择。

某种程度上,晚年的张爱玲更像“父亲”,离群索居,成为她自己说的“一座孤岛”。同时,在行为上,她又有些像决绝的默尔索。她不接济可怜的弟弟,连母亲死前请求见面的机会也没给,虽然他们都曾深深伤害过她,但无法否认,冷漠、不宽恕、抛弃,是组成她决绝世界的重要一部分。

出走去漂泊,越狱得自由。这世上,如果越狱者能够建立联盟,或许“第三条岸”就会昭然显现。但,这是不可能的。越狱只能是一个人的越狱,出走也只是一个人的出走,越狱者永远是一座孤岛,最后在这个热闹的世界悄无声息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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