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电影团：红色影像的开拓者

《马路天使》的导演为何在当红时突然消失？白求恩大夫手术场景是如何被记录下来的？南泥湾事迹是怎么传扬开的？说起红色延安的记录者，我们总想起埃德加·斯诺，想起那些冲破封锁的外国记者，却往往忽视了延安自己的摄影摄像机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习称延安电影团)。

抗战初期，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最早的延安电影人。

他们在最艰苦的岁月，用最简陋的设备，质朴地记录延安抗战岁月。这些影像资料，尽管画面已不甚清晰，声音也偶有中断，但对领袖风采的准确捕捉，对战斗瞬间的真实记录，更衬托出其珍贵。

当胶片成了历史，延安电影团成员也大多离世了。为了填补这段电影史上的空白，他们的后人，两位退休老人，重新拾起记录的力量，努力还原了这段传奇。

记录是一种力量

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延安影像，如白求恩在手术台上的镜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镜头,以及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诸多生活照片,用光讲究，构图精当，一看就是出自大家之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外国记者的手笔,其实,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国产”。

抗日战争初期，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几位左翼电影精英，从大城市奔赴陕甘宁边区，成了红色延安记录者。

从1938年抗战到1946年挺进东北，电影团在延安拍摄了整整8年，留下了厚重的影像资料，但记录他们自己的照片却屈指可数。

著名摄影师吴印咸的女儿、延安娃吴筑清，搬出厚厚一本延安影像集，但影集里鲜有父亲在延安的单人照。“可惜啊，他们拍了延安八年，但却不舍得把镜头对准自己。”

当时胶片有限，电影团有“不准给自己人拍照”的纪律，幸亏几个年轻人练手时偷偷拍过，给电影团留下了几张照片。更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段历史只零星散落在回忆录中，因为没有完整的述说，而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段空白。

“电影团的这段历史本该由父辈来书写，但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去了，眼看着这段历史越来越简单模糊，甚至常常被忽略，我们只好拿起笔。”延安电影团成立70周年前夕，作为第二代的吴筑清和张岱，又重拾了老一辈的信念——记录是一种力量。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在仅仅三个月的密集采访中，这个几十人的小单位就有三人陆续离去。如今，健在的电影团成员只剩下张岱的母亲、百岁老人张建珍了。

不过，也许正因为跨越了几十年，很多历史文献已经公开，回忆录也相继出版，延安电影团的故事反而越来越清晰。在吴筑清家，当两位老人对记者讲起这段故事时，一个个人物、事件又变得栩栩如生起来。

“我俩的父亲，一个是电影《马路天使》的摄影师，一个是剪辑师，当时在上海，月薪150大洋，他们到延安去，是有袁牧之、许幸之这样的引路人。”吴筑清和张岱对历史的追寻，是从左翼电影运动开始的。

1931年，战争的阴影投向中国东北，即使是在纸醉金迷的大都市上海，神怪武侠、风花雪月也不再受观众欢迎。中国当年最有影响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穷则思变，向几位新文艺工作者伸出了橄榄枝。

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先找到安徽芜湖的同乡钱杏邨（阿英），邀请钱杏邨和夏衍、郑伯奇三人加入明星公司。

要不要帮资本家拍电影呢？夏衍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还是当时在上海领导共产党文化工作的瞿秋白拍了板。他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现在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何不利用资本家的设备学一点本领？”

为了把这件事办好，中共中央“文委”还特地成立了一个电影委员会。别看这个小组才5个人，但不同凡响的新内容和形式，却给当时奄奄一息的电影业，带来了生机。1933年，上海的“明星”“联华”“艺华”“天一”等公司共摄制50余部影片，其中左翼影片或受左翼影响的影片就有43部。

左翼电影在民众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国民党打压的手段也越来越没底线。1935年，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夏衍、阿英、郑伯奇被迫撤出明星影片公司。

不过，电影小组没有气馁，他们又另起炉灶，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商业电影公司。为了办好“电通”，“左联”把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袁牧之输送到了电影界。

袁牧之一炮而红

袁牧之本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但他从小痴迷戏剧，甚至不惜跟家里断绝关系，也要闯荡上海。有一次，一家照相馆要拍橱窗，袁牧之只用一套西装，一条领带，一顶礼帽，就创造出卓别林等西方十位电影大师的形象，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因为善于化装造型，袁牧之在戏剧界有了“千面人”绰号。

电通公司成立之初，陷入无戏可拍的境地。这时，刚从戏剧转入电影行业的袁牧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仅用几天时间，就创作出了《桃李劫》。

许多青年唱着其中的《毕业歌》，“去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主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也因此一炮而红。

1935年，《风云儿女》上映。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作者田汉在拍摄期间被捕，他在狱中写出了该片主题曲歌词，由探监的女儿偷偷带出，又由聂耳谱曲，这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26岁的男主角袁牧之，明知很危险，仍用意气风发的声音在电影中首唱了这首歌。

同样临危受命的还有吴印咸，因为对光影特别敏感，又是美术科班出身，没有任何电影经验的他，被导演许幸之推到了摄影师的位置上。

演而优则导，在电通公司，袁牧之还编导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别看电通公司虽然只存在了两年，正式出品的也仅有四部影片，但这四部影片中，袁牧之担任主创的就有三部，还把摄影师吴印咸等新人培养成了业内高手。

1937年，山雨欲来，上海电影业也遭遇了空前危机。不仅电通公司办不下去了，就连明星公司也难以为继，重组，欠薪，陷入破产边缘。就在此时，《马路天使》横空出世，成了上世纪30年代的巅峰之作。

虽然“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但《马路天使》首映后仍席卷上海滩，创下了连放21天，10万人次观看的票房奇迹，片中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更是唱遍了大江南北。

这部电影不仅是当年最卖座的影片，在艺术上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诞生至今的80多年里，它奇迹般地经历了各个时期，始终为人喜爱。

著名演员周璇曾经说过，她一生没有什么满意的电影，除了《马路天使》；赵丹也曾经说过，他真正的演员生涯是从《马路天使》开始的。

这部电影如此经典，其实不仅是周璇和赵丹主演，更是因为有袁牧之编剧、导演，有吴印咸掌机，有贺绿汀编曲，有田汉配乐，有钱筱璋剪辑，如此鼎盛阵容，怎能不好看？

世界著名影评家乔治·萨杜尔曾在《世界电影史》中不无惊讶地写道：“谁要是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

年仅28岁的袁牧之，用实力证明自己不仅是演艺明星，更是集编剧、导演、文艺评论于一身的天才电影人。

不过，《马路天使》是袁牧之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也是最后一部。抗战爆发后没多久，这位鼎盛一时的大明星就“失踪”了。等到他再次回到大众视线中，身份已经变成了创立延安电影团、担任新中国电影局第一任局长的袁牧之。如今，在中国电影博物馆，有五尊“中国电影开拓者”的塑像，其中一位就是他。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有力

《马路天使》公映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一个月后，战火烧到了上海。曾经繁华喧闹的温柔乡瞬间被碾碎，生死之间，不仅演绎着一城一地的悲伤，更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上海沦陷后，电影业在战火的威胁下全部歇业。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13个救亡队，将大部分文艺工作者撤出孤岛。袁牧之被编入一队，却没有随队出发，虽然摄影棚没了，但他仍然要做电影，而且要做新闻电影纪录片。

电视出现以前，新闻最直观、真实的表现方式是纪录片。而最早表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生活的新闻电影，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录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当时的陕甘宁地区，作为红军大本营所在地，却被“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特别是“如同坚石炮垒一样有效的新闻封锁”。此时，斯诺经宋庆龄介绍，走进了陕北。

作为第一个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斯诺随身携带了一架16毫米的摄影机。在广泛采访的同时，他利用摄影机将苏区的生活第一次记录在胶片上。其中不仅有毛泽东、周恩来等红军领袖的形象，也有红军步兵和骑兵操练、检阅及野战演习的场景。

1937年2月，斯诺在燕京大学的临轩湖，举办了一个陕北采访的照片展览，放映了这些新闻素材影片，并亲自解说。参观展览的人很多，其中有一位女士格外兴奋，她就是袁牧之的银幕情侣、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

陈波儿此次到北平，原想在燕园演出左翼戏剧，却遭到当局阻挠。恰巧这时，她意外地看到了斯诺的展览，看到了红军领袖的形象和苏区的真实生活。陈波儿非常激动，回到上海就将所见所闻偷偷告诉了好友袁牧之。

“纪录片比故事片更有力，斯诺这样的片子，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拍！”袁牧之和陈波儿一拍即合，又拉上剪辑师钱筱璋，相约去延安拍摄纪录片，去记录真正的抗日力量。

可他们当时赤手空拳,拍片所需的经费和器材一无所有，怎样获得战地使用的轻便摄影器材？怎样深入到华北敌后游击区去？怎样组成一支甘愿冒风险的拍摄班子？这些都不是马上能解决的问题。在陈波儿的劝说下，袁牧之决定先到武汉，然后再想办法去延安。

在武汉，袁牧之、陈波儿主演了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影片《八百壮士》。这部影片是根据上海抗战中的真实事迹拍摄的：1937年11月下旬，中国军队八百名士兵（实际不足八百）在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一名女童子军冒着炮火游过苏州河，将一面国旗送到军队手里。

在这部影片中，袁牧之把谢晋元强烈的爱国热情、大敌当前时的坚定，以及军人的责任感，都表现得非常到位。但讽刺的是，片子还在拍摄中，现实中的谢晋元却被关进了监狱。

袁牧之回忆道：“我当时认为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就参加演出阳翰笙写的《八百壮士》……但问题在于该片还没有拍完，那个营就在上海租界，英帝国主义的所谓"调解"下，被关进了英租界的监狱中。这使我感觉到故事片很虚假，没有意思，认为纪录片对于宣传抗日作用更大。”

不能再等了，袁牧之正式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提出建议，要到延安和华北前线去拍摄新闻纪录片。没想到的是，周恩来为此亲自接见了他，更想不到的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更加庞大的设想——“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电影”。（上） （据《北京日报》孙文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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