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画通识丛书·莎士比亚》
尼克·格鲁姆著皮埃罗图
傅光明杨翼译傅光明审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5月
●邝明艳
作家与画家
1976年迄今,英国ICONBOOKS公司的图画通识丛书已出版了90多本,其主旨是用独一无二的漫画形式,展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和思想家。丛书介绍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笛卡尔、拉康、乔姆斯基、凯恩斯等思想巨擘。其中仅有两位作家,一位是意识流大师乔伊斯,另一位就是莎士比亚。剧作家莎士比亚列于其中,不仅因为其本身的驳杂和深邃,更关键的是,400年来,全世界对莎士比亚及其戏剧的思考已构成一门广博厚重的学问。《图画通识丛书·莎士比亚》是一部凝练扼要,通俗易懂的莎士比亚学术史,涵盖了莎士比亚身份建构、莎剧阐释,莎剧演出和接受史等诸多议题,辅之漫画,以饶有深意的英式幽默,予宏大议题以戏谑性表达,文字与图画相得益彰,为读者标识出窥探“莎学”的门径。
写作此书时,尼克·克鲁姆是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高级讲师,现为埃塞克大学的教授。与大多数学者对科研论著的强调不同,他在本人撰写的公开简历中,详细列出了他所教授的各种课程,占据首要位置,十分醒目。他尤为强调本书的写作,称之为“一本流行的大众读物”。究其原因,克鲁姆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后中世纪民间文学,以英国“谣曲”为博士论文选题,其研究方向和兴趣,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平民关怀和民主立场。这便可以解释,在关于莎士比亚身份的论争中,他倾向于莎士比亚确有其人,以此对抗文化贵族主义。在克鲁姆的笔下,绵延几百年的莎士比亚阐释史,浓缩于5万字之中,其中有智者与智者的对话,也有愚人的试金石。
画家皮埃罗绘制了丛书《美学》《资本主义》和《莎士比亚》三本书的插图。他在《莎士比亚》中的绘画,明朗疏落,洒脱不羁。看似随意的线条,生动典型的细节,将上百个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一目了然。为呈现莎士比亚思想史的错综复杂,画家调动了艺术史上各种流派的绘画风格,融合肖像、风景、照片、雕塑、海报等各种类型,自如穿梭于传统和现代,错落有致地拼贴镶嵌,成就一幅幅引人入胜的画中画。内容虽然庞杂,却主线分明,乱中有序。漫画家刻画了两个主要角色,二者如影随形,几乎出现在每个页面中:一个是莎士比亚,典型的漫画风格,夸张,滑稽,比例失调,标志性的细节;另一个是身披黑衣的巫师,浑身上下只露鼻尖,从不显露真容,他会直接发言,有时是叙述者,有时是旁观者,有时是批判者,在形象上他是莎士比亚的影子,身份也如莎士比亚般捉摸不定。文字作者在严肃冷静的学术论述之下,隐含着淡淡地反讽和嘲弄以及向读者推心置腹的真诚,与他心意相通的画家则用线条和明暗,铁锤般将文字如钉子般一枚一枚敲进读者心中。
消失的剧作家和无处不在的剧作
依循人物传记的惯例,克鲁姆梳理了莎士比亚的生平,用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从粗略的勾勒中,我们知道莎士比亚1564年出生于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德,在镇上的文法学校接受基本教育,1582年娶了大他八九岁的安妮·海瑟薇为妻,随后用了20多年时间在伦敦戏剧界功成名就,1616年在家乡病逝。但这幅众所周知的画像中有许多空白和模糊之处。莎士比亚生平细节的极度缺乏与他举世惊叹的成就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这为他的身份建构提供了无限空间,他反复经历着识别、建构、怀疑、解构的过程。
据托尔斯泰考证,18世纪之前莎士比亚在英国并无殊望,尚不及“大学才子派”众人,是在启蒙运动的德国和法国流传之后,他才被英国重新发现。莎士比亚的建构工程也由此开启。最主要的路径之一,是将莎士比亚嵌入英国国族性,如把他的生日认定为英国守护圣徒圣乔治纪念日,以及狄更斯发起众筹保护莎士比亚故居等。随后借助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崛起,莎士比亚走向世界,成为官方与民间联合经营的最成功的英国文化符号。简言之,莎士比亚被英国“制造”出来了。人们相信,莎士比亚从跑龙套到剧场老板,是白手起家,衣锦还乡的成功人士;莎士比亚天赋异禀,接近他便是接近奇迹,于是,他家门前的桑树被分解成碎片,制作成各种纪念品出售。人们还坚持不懈地在作品中寻找他人生的蛛丝马迹,如《皆大欢喜》中有着他幼年求学的甘苦,《哈姆雷特》是纪念他早夭的爱子,《冬天的故事》中流露出他家曾陷入债务危机。
然而,莎士比亚崇拜渐成气候的同时,对他的身份的怀疑从未消失。文化精英主义者质疑,如此伟大的戏剧不该出自一个小镇平民之手,他们竭尽所能去论证莎士比亚或者是“大学才子派”的化名,或者是培根爵士,又或者是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而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则认为,莎士比亚只是他妹妹“朱迪丝”虚构出来的挡箭牌。莎士比亚其人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其中有后现代主义消解权威和核心的作用,更是因为他的剧作“创造了充满活力和具有警惕性的读者”,“他却成了其他所有人,或他们能成为的样子。”
虽然莎士比亚的身份不明,变幻莫测,甚至逐渐消失,但丝毫不影响莎剧的恒久魅力。莎士比亚剧本经历了坎坷的编辑过程,直至古典主义诗人蒲伯的编本,才成为书案读本,在此之前,剧本主要是供舞台演出之用。作为书案文本,莎剧是历代诗人和学者常读常新的西方正典。19世纪的浪漫主义阐释更是将莎剧构筑成一个诱人的迷宫。诗人们不约而同地营造出莎士比亚“影响的焦虑”,如雪莱所预言将“被它的无形包裹住,恐怖至极,像见了鬼。”从此,诗人与天才焊在了一起。到了20世纪,理论大爆发,研究范式的频繁更迭,令人眼花缭乱,都能在莎剧中找到施展的舞台。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酷儿理论等,众声喧哗,颠覆了前人对莎剧的认识,同时,也在自我颠覆。
与书案上的莎剧相比,舞台演出的别样模糊和多变更为鲜活亲切。后人对莎剧的搬演有起有落,却从未间断。某个特定时期的搬演带着彼时的政治、文化诉求,应时而变。很多时候,莎士比亚戏剧被用于表达完全对立的立场。与演出相伴的是莎剧的演剧制度变迁,莎剧剧团的成立,剧场的考古与重建,演员对角色的诠释,后辈戏剧家的试验等。无论莎剧的改编和搬演背后有多少秘而不宣的意图,在客观上,观众得到了飨宴。长盛不衰的莎剧演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他们深受吸引,沉迷其中。20世纪大众文化更推动着莎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遍布世界,流行音乐、动画片、电影、广告……形成无数深邃与通俗的经典组合,莎士比亚无处不在。
语言的炼金术
这本书夸张入木的漫画,精心提炼的论述,确实为读者提供了一条走进莎士比亚的捷径。如果把它作为舐皮论骨、炫耀见识的谈资,却是买椟还珠,错过了探寻宝藏的线索,尤其线索本身字字珠玑。为了统摄几百年的莎士比亚思想史,作者旁征博引,字斟句酌。其中大量语句引自莎作,遍涉悲剧、喜剧、历史剧、传奇剧、十四行诗。其它引言则来自诗人、学者、演员、政治家、编辑、出版商等。书中最超凡的语言魔法师是莎士比亚,但拜伦,济慈,奥斯卡·王尔德,T.S.艾略特,哈罗德·布鲁姆也目光如炬,“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们的“莎士比亚”论述,是天才与天才的交锋,智者与智者的对话,读者在惊鸿一瞥中,已似窥见天机。这些只言片语经由语言炼金术而来,如魔法咒语一般,可以慰藉内心,驱退惶惑。让人们面对莎士比亚时,不至于“都吃惊地望着他,却无人能懂。”
不难想象,这本小书的翻译同样是炼字炼句的艰难之旅。翻译一本完整的专题论著,译者可以借助前后文参照印证,有迹可循。但此书涉及人物杂多,各个谈吐不凡,平易的,尖刻的,深情的,因人而异,作者只取其精华,即用即换。对译者而言,就意味着旋转木马一般地翻译体验。譬如,才译完科勒律治的曲折蜿蜒:“莎士比亚,不只是自然之子;他不是自动生成的天才,不是精神附体灵感的被动表达;他并未真正拥有灵感;先耐心学习,深入冥思,细致理解,直到知识变为习惯和直觉,与惯性的情感结为连理,随后形成惊人的力量,并凭此无与伦比,且无人与之比肩;……”马上就遭遇托马斯·德·昆西的欣喜若狂“……像太阳和大海,星星和花朵,像霜和雪、雨和露,冰雹和雷鸣,只有我们自己的能力完全屈从于您,才能领会这些……”此外,翻译中既需电光火石的灵感乍现,更需要扎实深厚的积累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书中不容忽视的译注是重要的佐证。除了对原文某些疑难典故加以注解之外,译注还对作者的错误加以指正。如译者指出“莎学界一般认为,莎士比亚反复从中取材的是霍林斯赫德1587年所出的第二版《编年史》”,而不是作者说的1577年版;又纠正作者将《亨利四世》中的小山丘“盖德山”当作“大城市”的笔误,等等。这些点滴,看似小节,却考验译者的功力和严谨,唯有经年累月深耕于莎士比亚世界,才能做到如此通达精确,巨细无遗。
本书成书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距离今天已近30年。进入数字网络时代后,莎士比亚亦如计算机语言中的0和1,编码着我们的存在。其原因或许可参考反乌托邦经典《美丽新世界》,小说题名取自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书中来自野蛮地区的约翰,正是读了被高等社会遗弃的莎剧碎片,保留了斑驳而丰盈,鲜活而坚定的人性,才能对抗后现代社会的技术冷漠与娱乐致死时代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几十年来,世人对莎士比亚的阐释和演绎愈加纷繁复杂,瞬息万变,对其进行概括和分析是极具挑战和价值的课题,因为,认识莎士比亚,以及反思莎士比亚的认识,就像哈姆雷特面对亡父的鬼魂,有助于看到我们的来路和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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