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为什么需要外史

《科学外史三部曲》江晓原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版

《发明里的中国》江晓原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版本书通过论述九项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重要的技术成就，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具有非常强大的创新基因。选择技术成就作为视角，我们就必须越出“科学技术”的固有视野，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也不能再满足于多年来的老生常谈，所以原先广为人知的“四大发明”只有两项入选。

《你不了解的真相》江晓原 著华文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本书共11讲，汇集了江晓原对诸多科学热点问题的深刻反思。通过科学等于正确吗、科学是双刃剑吗、全球气候变暖、转基因主粮、核电、基因技术的危险前景、互联网新媒体批判、科学只是工具不是目的、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人工智能、警惕科学等11个章节，揭示了科学不为众人知的真相。

■ 江晓原

曾经，科学是不需要外史的。

在科学的纯真年代，科学不为经济服务，科学家也不爱钱。那个时代的科学故事，现在基本上已被纳入科学的“內史”（内部史——不是中国古代《汉武内传》那种意义上的），成为科学自身历史的一部分了。

等到科学告别了纯真年代，它开始和资本紧紧拥抱在一起了，科学家也敢于理直气壮地爱钱了，这时科学已经变了一个样子——想想马克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教导吧。

当科学共同体已经顺理成章地变成社会上的利益共同体之一时，聪明的科学家发现，让公众对自己的印象，停留在自己纯真年代曾经留给公众的形象中，非常有利于科学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当他们发现公众还在对一个已经并非真实的科学形象顶礼膜拜时，他们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去纠正公众，他们漫不经心地说：随他们去吧，我们忙着呢。

于是，科学就需要外史了。

所谓“外史”，是指外部史（当然也不是中国古代《赵飞燕外传》或《儒林外史》那种意义上的），指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因为对于公众来说，现在需要在外部史的背景下，才能够正确认识科学的真正形象了。

科学史和“科学家的故事”完全是两回事。确实有些科学家想当然地以为科学史就是讲讲“科学家的故事”，但这种幼稚的偏见，早就被科学史之父萨顿嘲笑过了，今天的每一个科学史研究者都会断然拒绝这种说法。讲讲“科学家的故事”，既不是内部史，也不是外部史，如果一定要给它找一个归宿的话，那它只能是——科普。

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来讲述科学的外部史，在理想情况下，这个讲述者应该同时满足如下三项条件：一、曾受过较为严格的科学训练；二、曾在科学机构从事过科学工作；三、如今已不再是科学共同体的现役成员，因而成为和科学共同体没有直接利害关联的“独立第三方”。满足这样三个条件的科学外部史讲述者，才有可能既了解科学技术，又不和“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怪物紧紧拥抱。

碰巧，我就是一个满足这三项条件的人。

我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又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了15年，40岁之前我成为上海天文台最年轻的正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而从1999年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科学史系至今，我可以说已经不再是科学共同体的现役成员了。20年来，我发表了大量关于当代科学争议的论述，这些论述都是以“独立第三方”身份发表的。就像我发表的大量书评和影评也都是独立评论一样。

所以我决定自告奋勇，来充当这样的科学外部史的讲述者。

14年前，当我开始为《新发现》杂志写专栏时，随意给专栏起名“科学外史”，当时是考虑到语义双关：既表示科学的外部史，也含有中国古代“外史”、“外传”的用意。后来集结成书，我和责编在书名上踌躇了很久，找不到理想的书名。反复考虑之后，决定干脆就用专栏名称作为书名吧。从书出版之后的际遇来看，这个书名还是成功的。

《科学外史I》出版于2013年，出版后居然迭邀虚誉，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在官方渠道，它入选了首届“中国好书”25种之一，又获了上海图书奖一等奖；在商业渠道它也获得了不少荣誉，进入了许多榜单。不久它又入选中央国家机关干部读书活动推荐的13种书目之一，享受了一点政府采购，俨然成为出版社的“双效益”品种。

在此情况下，出版社乘势推出了《科学外史II》，它也获得了不少荣誉，这或许和第一集的带动效应有关。事实上，我将《科学外史》定稿交给出版社时，《科学外史II 》已经在我电脑上编好了。这种情形在电影行业也是有的，比如著名的《黑客帝国》三部曲，就是事先规划好的，只是推出的时间有先后而已。按照我和出版社原先商定的计划，准备一年后再推出《科学外史II》——这已经在《科学外史》的自序中明确预告了。和《科学外史》相比，《科学外史II》的思想性更强，论战色彩更浓，在当下某些争议问题上的立场更鲜明。当初编这两册时，我不受专栏文章发表顺序的约束，有意将战斗性更强、论战色彩更浓的一些文章留给了第二册。

我的“科学外史”专栏每月1篇，每年12篇，需要三年才能产生编一集的文章，到2018年，编第三集的文章已经绰绰有余，所以我又选了36篇编成《科学外史III》。仍然不受发表顺序约束，而是根据主题将文章分成若干组。垂青《科学外史III》的出版社不止一家，最终“花”却落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将三册《科学外史》成套出版，这当然对各方面都更有吸引力。

多次有媒体朋友问我：你怎么可能将一个专栏写到那么久？通常情况下，专栏作者写个一年半载，就会有被“榨干”之虞，每月要定期交出一篇文章，能够持续十几年还未被“榨干”，确实比较罕见。

我想这除了我做事比较能坚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和《新发现》杂志的良好合作：杂志充分尊重和信任我，随便我天马行空写什么都行——只要和“科学”沾上边就行。杂志还主动增加我专栏的篇幅，两次主动提高我专栏的稿费。这些当然都有助于维系我对杂志的“忠诚”。

顺便说一句，目前我正在写着的专栏中，有一个已经持续了17年，“科学外史”还不是冠军呢。

除了做事能坚持和杂志信任之外，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这就是我讲述科学的外部史时所秉持的理念，以及这种理念所得到的认同。这个理念就是——反思科学。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我一直不认为我写的“科学外史”专栏是“科普”，尽管难免有些人会这样看待它，但至少我没有将它作为“科普”来写。在集结成书的《科学外史》三部曲中，文章经过分类编排，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书中所有文章都贯穿着同一理念——反思科学。也就是说，这些文章不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尽管在客观上也会有这样的效果），而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和思考那些和科学技术有关的问题，而且这些思考往往是平视科学、甚至是带有批判性的。

对于“反思科学”这个提法，今天有不少人接受起来还是会有顾虑。比如，一个常见的顾虑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现在就反思科学，会不会太早了点？会不会妨碍我们的科学发展？

其实，是不是需要反思科学，与科学技术是否发达并无必然关系。反思科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倒有点像保护环境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即使在科学技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也应该尽可能保护环境。如果在发展时不保护环境，等环境坏了再后悔再治理可能就来不及了，因为很多情况下，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逆的。不反思科学，和不保护环境，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保护环境，当然并不必然意味着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的道理，反思科学，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们甚至完全有理由认为，反思科学，只会有助于科学技术更加健康地发展，更好地为人类的福祉做出贡献，而不是相反。如果科学共同体能够更深刻地反思自己，更自觉地抵制资本的不合理要求，更主动地接受伦理和法律的制约，而不是在“科学高于一切”、“科学无禁区”之类的口号下盲目发展，不断触碰伦理道德的红线，科学必将得到公众更多的爱戴和支持，这显然就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反思科学，因而也就需要以反思科学为己任的科学外史。事实上，我们早就有这个需要了，只是在很长时间里这个需要一直没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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