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巫想象：《我控诉》背后的多重图景

来源:宝安日报 2020-04-16 07:07 http://www.kcqsx.com/

罗伯斯

2019年9月，威尼斯电影节将评审团大奖颁给了《我控诉》，86岁的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没能到现场领奖。这位载入电影史册的波兰/法国电影大师的另一个身份是被美国通缉40余年的逃犯，1977年，波兰斯基在加州洛杉矶借由灌酒、下药，性侵13岁的少女盖梅尔。被捕后，他与美国检方达成认罪协商，承认“非法性关系”罪名，然而次年在判决前夕，潜逃至欧洲，至今再未踏上美国领土。波兰斯基无法冒着被引渡至美国的风险到现场接受荣誉，他独自坐在台阶上回复祝福短信的瞬间也因为各方围绕艺术家作品与私德的争辩变得意味深长。

《我控诉》不同于波兰斯基之前电影的风格，用冷静的视角讲述了法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犹太裔军官被误判为德国间谍，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件终于1906年获得平反。电影以作家左拉1898年在报纸上发表的声援德雷福斯的著名檄文《我控诉》为题，叙述重心则放在皮卡尔上校如何发现真正的叛国者以及德雷福斯被构陷、冤枉的线索上。德雷福斯与皮卡尔上校之间却并非惺惺相惜的伸冤故事，影片结尾的一行字，两人此后再未相见，事实上，皮卡尔本人是一个反犹主义者，只是相比自己的倾向，他选择了真相与程序正义，这倒是更具有“法兰西精神”。

法国的建国理念主要建基于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学者也常以法、德为对照物，对比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如何被塑造。简言之，“1789年法兰西精神”将民族建立在公民性以及人民主权原则的基础上；而在“1914年德意志精神”的影响下，民族通过它自身成员文化上的共同性来定义。这种不同在一战前夕德国的口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用文化、生活方式相同的德意志人之间的自然联盟来对抗法兰西自由人之间的政治联盟。

随着在特定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演变，德意志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转变为军事民族共同体以及纳粹种族主义，也成为提及反犹主义时最容易联想到的一组关键词。事实上，根植于基督教文化的欧洲文明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反犹太教乃至仇视犹太人的古老传统，当时强调人权与公民权的法国也摆脱不了以基督教为民族认同之基石。德雷福斯事件钩沉起持续数个世纪的牲人祭指控，犹太人被想象成绑架并杀害基督徒男孩进行血祭仪式的异教徒，针对德雷福斯的叛国罪指控就是牲人祭指控与时俱进的翻版，充满伪证、轻信与狂热。

中世纪欧洲牲人祭指控多发时，恰恰也是猎巫行动最高峰时期，以女性为主的群体边缘人遭迫害，成为凝聚群体的一个用过即扔的工具。有意思的是，2017年从好莱坞兴起的反性侵运动蔓延至全球后，被指控性侵与性骚扰的男性却指责长期以来保持沉默、如今站出来声称自己遭受性侵的女人，说她们制造了一种“猎巫迫害的气氛”。从边缘人因为被指控为“巫”而不得不站上火刑架，到占据话语权的男性自比为“巫”，运用滑坡逻辑谬误虚构出政治恐怖氛围来自我狡辩，也不知是“巫”这个概念的幸还是不幸。

文明的冲突、知识分子的角色、性侵未成年女孩“疑云”与性中的权力关系、充满阴谋论的揣测与猜忌、以被猎巫自辩的权力上位者、对艺术家的评价能否区分开公私领域……围绕电影《我控诉》和导演波兰斯基本人的争议，恰好将当下公共领域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更为复杂，悲观地看，也更难达成共识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