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慧怡
家里三个孩子,最大的读初中,小的两个还没到上学的年纪,对一个普通藏区牧民家庭来说,供养孩子读书已是巨大负担,更不用提在故事发生的上世纪90年代,如果生下第四个就属于超生,夫妻俩都决定不再生育。可就在丈夫的父亲去世、上师指出亡灵将转世到自己家的当口,妻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生还是不生?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生育权属于女性自己还是家庭,冲突以最戏剧化的形式爆发了。
妻子坚持堕胎,丈夫坚持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父亲转世一定要生下来,他脱口而出:生下来,孩子我养,不用你管。周末晚上看万玛才旦导演的新片《气球》,演到这一幕时,前排独自看电影的女生失声笑了出来,正好荧幕上特写妻子的脸,三分震惊五分鄙夷,这一幕的荒诞性可能真实到每个女性都感同身受:荒诞在于丈夫的话,让母亲只管生不用想养孩子的事,说好听点是一种哄骗,说难听点就是命令吧;真实在于,丈夫的脱口而出背后,是对剥夺来的女性生育权的再一次重申,而这种重申似乎死命要加固些什么,已经充斥在各种或公或私的声音中,不绝于耳。
再回过头看前面的剧情,即使面对女医生,妻子也羞于启齿,但依然是她到卫生所咨询避孕事宜,也是她要做结扎彻底了结此事,卫生所的人来发避孕套也是打算给妻子——生孩子是女人的事,养孩子是女人逃不开的事,避孕也全成了女人的事。
从象征和制造戏剧冲突的角度,电影过于工整了,例如气球-避孕套-怀孕的肚子,还有借种羊、不会怀孕的母羊被卖掉等情节,十分直白。但好就好在,电影并非完全为了隐喻而隐喻,而是呈现藏区牧民家庭的真实生活,演员自然的表演和非猎奇式的拍摄手法也有加分。
文化批评理论常常指出,人对自然的凝视(与改造)、男性对女性的凝视、(看这部电影的)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凝视是同构的。《气球》的隐喻建构同样逃不开这几个方面,但也要看到,在真实生活场景中,女性当然不是传统、自然的近义词,或者现代性是父权结构的、现代性是反女性经验的等陈词滥调,女性同样是、也应该是现代生活的受益者,电影里妻子就因为现代技术,有了一定的避孕和堕胎选择权。
电影开头,丈夫的父亲对他说,摩托车哪有马好,为什么要把马卖了?可事实上,谁用谁知道,对牧民来说,摩托车就是比骑马方便。女性或少数民族并不是纯洁、未开发的隐喻,牧民骑马的“田园牧歌”生活如果并不方便,还以“原生态”“景观”之名将其浪漫化,让景观中的人陷于原处,完全就是运气较好先天占据资源的人的傲慢乃至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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