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新农人” 文艺准备好了吗？

纪录片《海兰江畔稻花香》海报。电视剧《索玛花开》剧照。综艺节目《我们在行动》剧照，乔振宇帮助村民推销红糯米。电视剧《岁岁年年柿柿红》剧照。均系资料图片

目前，中国14亿人口中，农村人口仍占四成以上，但农村已不是从前的那个农村：直播带货成了“新农具”，小汽车代替“牛车马车三蹦子”，炊烟因天然气入户而不再成为一景，乡间草庐被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取代。古老的乡村地理符号的消逝，意味着已被美学化、文学化的具体指向不复存在。如何面对这种空间轮转，如何书写新农村、“新农人”，是今天的文艺家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对新农村和“新农人”的文艺书写变得复杂而具挑战性

今天的中国农村，农民端稳了饭碗，迈进了小康，精神面貌、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及农村社会治理机制等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过去“靠天吃饭”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发展模式有了根本转变；乡镇企业从“能人治企”向现代治理方式转型，有的已上市甚至走向世界；农业生产基本告别镰刀锄头，农业机械得到广泛应用，直播带货甚至成了“新农具”。

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很多农村不仅用上自来水，铺上柏油路，天然气也开始入户。中国农村家庭汽车保有率，已从2000年的0.2%增长至2020年的20%，2024年预计达到40%，中国农民的出行方式早已不是人们印象中的“牛车马车三蹦子”。

新农村的治理方式和人才结构日趋现代化。“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以及返乡的新乡贤，带来了理念、技术、资金、知识……过去的“空巢村落”，如今成为挥洒梦想的热土。

中国农民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广播、电视、网络基本实现全覆盖，乡村博物馆、乡村文化活动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众多乡村非遗登上国际舞台……此外，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发展，也让千百年来“城市人”和“农村人”的身份界限日趋模糊。农村面貌的巨变，提供了一个陌生的书写对象，也让对新农村和“新农人”的文艺书写变得复杂而具挑战性。

乡村文艺叙事，不能沉浸于田园牧歌，也不能纵情于暗黑书写

从刻画旧中国农民形象的《故乡》《祝福》到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曲《南泥湾》到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历史上从不缺乏优秀农村题材文艺作品。然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大量社会资本裹挟着算法、流量逻辑涌入文艺领域，给现实题材文艺创作造成巨大冲击，当代农村题材文艺作品供给严重不足。

文学方面，网络文学少见农村题材自不待言。严肃文学领域，2010年以来的两届茅盾文学奖，10部获奖作品中没有一部反映当下农村生活。

电视剧方面，近年来现实主义成为创作重点，可走红的多为都市题材，农村题材并未受到过多关注。数据显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0年10月备案公示的当代题材剧目有42部，当代农村题材仅有8部；11月备案公示的当代题材剧目有31部，当代农村题材仅有8部。2020年，第32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16部获奖电视剧中，只有《索玛花开》《岁岁年年柿柿红》两部为农村题材；第26届电视文艺星光奖20部获奖作品中，也仅有《海兰江畔稻花香》《我们在行动》（第四季）两部为农村题材。

戏剧戏曲方面，当代题材的农村戏倒是不少，但鲜有引起强烈关注的作品。至于电影、综艺节目，充斥迷妹、迷弟、“浪姐”，农民的身影几乎见不到，农村似乎已成为这些文艺类型遗忘的角落。

除数量不足外，现有的农村题材文艺叙事，作者要么沉浸在自己想象的田园牧歌中，要么纵情于对农村和农民的暗黑书写。过去矮化丑化套路化农民的现象仍在继续。在一些作品中，来自农村的“凤凰男”经过打拼，在城市取得一番成就，必然有乡下的七大姑八大姨上门提出奇葩要求；从农村走出来的独立自强的职业女性，总有一位逼其充当“伏弟魔”的农村母亲。还有一些农村题材作品，农民不是忙着谈恋爱，就是忙于勾心斗角、争当乡村干部。甚至在一些扶贫题材作品中，为突出“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的形象，总要拉一些“不识时务、自私自利、冥顽不化”的农民当反派、做配角。

需要说明的是，创作者回避乡村转型中激烈的现实矛盾，选择较为讨巧的乡村致富故事、农民进城故事，与其迎合市场、追求经济效益的动机不无关系。

既描绘农村物质上的巨变，也书写农民心灵的嬗变

文艺的核心是人，农村题材文艺创作应该让农民当主角、站C位。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历史当口，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是跳过人生“龙门”的农村大学生，不管是奋战在扶贫一线的乡村干部，还是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儿童，他们都值得书写，而且应写出他们的动人故事、复杂情感、幽深精神。创作者如果把眼光局限在传统农村题材关注的封闭领域，自然逼仄；如果端坐书斋寻章摘句而不深入农村生活现场，自然无法捕捉到当下农村生活的五色斑斓。

具体言之，当下的乡土书写应着重把握几点：一是着力点上，要客观呈现新农村的巨大变化，改变过去农村题材文艺作品的刻板印象；二是形式上，要注重用新的表达方式讲好新农村故事，应用更多融媒体的文艺语言和新的传播技术；三是让“新农人”成为乡土叙事的主角，而不能仅仅作为陪衬。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文艺工作者开始尝试、探索。比如，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笑中带泪”让观众看到农村老家的巨大变化，慰藉乡愁。山东卫视《田园中国》节目跳出“下乡帮扶”“明星采风”的窠臼，主持人与青年代表、农业专家混合组队共赴乡村旅行，既有城市青年对新时代农村变化的真实体验，也有专家对乡村振兴样板村的审慎观察和观点输出，提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不过，上述作品记录的多是当下农村物质上的变化，深刻描绘新时代农民心灵嬗变的作品仍比较缺乏，应围绕乡村文化的根与魂，把握地域性、民族性的乡村图景以及乡风民情和活态文化，建立精神内核。

农村题材文艺作品的选择、取舍和衍变，折射出中国乡村发展进程的艰难曲折。通过不同的农村题材文艺作品，能够看到乡土中国转型发展的轨迹。因此，农村题材文艺作品不能也不应缺席这个时代，广大农村和农民的故事应被继续生动地讲下去。（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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