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见蜀地文明的荣光

□ 夏丽柠 （书评人）

历史上的古蜀国位于岷江流域上游，由原始部族兴起，逐渐发展，形成封建制国家。随着人口迁徙与文明交往，古蜀国文化汇入了浩瀚的中原文化之中。其后千年，蜀地文明依然在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

《寻蜀记》的作者通过多年对四川境内考古遗址的近距离考察与寻访，由古蜀国文化出发，依据“历史、科学、艺术”这三个方面的考古价值，向读者充分展示了蜀地文明对中华文明做出的贡献。

作者选取了近十年来在考古作业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古事件，以断代史为单元，将内容归纳在先秦、秦汉、南北朝、唐五代、宋代和明清等不同的年代主题里。

书中每写到一处考古发现都会标明发掘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清光绪壬午年（1882）的一天，成都西门外半里万佛桥，有个农民在地里劳作，突然，"咣当"一声，锄头碰到一个硬物。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个残破的佛头。”在万佛桥发现的阿育王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件，蜀地出土文物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蜀地考古之所以受世界瞩目，当是古蜀国文明带来的荣光。2021年3月进行的三星堆遗址再发掘，令古蜀国再次成为了考古界的热点。

早在1995年发现的宝墩遗址，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4500至3700年，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相当于夏商时期，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存在于商末周初。作者总结得非常好：“如果将三星堆文明比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从已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判断出古蜀国是个王权与神权并重的国家，最终王权战胜了神权，古蜀国的人们在世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虽然古蜀国有自己的信仰与精神世界，但与其它文明的交流却十分活跃。

在金沙的墓葬里，我们发现了由良渚文明而来的十节玉琮。在2021年5月的金沙考古通报中，发现玉琮的石料竟来自辽宁的岫岩。那么，这只玉琮是如何由北方至中原，再至西南蜀地的呢？是原材料的交易，还是实物由征战、朝贡而得？文明的谜底等待有人开启。相信古蜀国会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上，给予我们更多的惊喜。

古蜀国融入中原文化之后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特色。秦汉时期，蜀地的墓葬方式尤为独特。蜀地依山傍水，墓地可选在崖上开凿，也可以在水边用船棺。德阳中江县的东汉壁画墓和凉山州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便是当时安葬方式多样性的佐证。据说越南也发现过类似船棺的文物。因此，古代蜀地不仅与中原、西域有交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越南进行的文化交流也有据可查。

考古绝非盗墓，对于考古人来说，每一处考古发现的地点，物件的摆放位置、器型甚至色彩、颜料都是考古研究的珍贵资料，价值无可估量。就像这本《寻蜀记》，从增加对人类文明的了解到开拓考古科学的眼界，均对读者大有裨益，是本“难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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