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畸形消费加速其衰败进程

■ 张 麒

徽商的衰败和式微，既有其生活方式的原因，也有家国情仇的洗礼。落后的生产关系是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必将被先进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即便是纵横驰骋数百年的商帮也不例外。

徽商在商业鼎盛的明清时期，有高消费之风，大批商人竟然沉迷于“养瘦马”的行列。要说徽商的落幕，此时已近悲声。

扬州，是徽商的重镇，到康熙中叶后，淮盐销售极畅，盐商获利甚丰，卜居扬州者更是纷至沓来。到清代嘉庆年间，超级盐商们一个个冒了出来。有人推算过：当时，扬州城百户盐商手中有现银两点五亿两，相当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国库收入。黄均太是清代八大盐商之首富，他生活极度奢靡，每餐的米粒都要严格精选，大小一致。晨餐必食燕窝粥，进参汤，外加两个鸡蛋。别小看这枚鸡蛋，那可是黄均太精心伺候的。那鸡每天的食谱里，是要花二两银子的人参、白术之类的东西，而清道光年间农民生产一石稻谷，才值钱四五百文。

有了钱，就去干一些声色犬马的事。史书上明文记载的一件事，说扬州盐商有一次看到一大户人家从门人到干粗活的都用的是美少女，于是他干脆来个“大逆转”。将家中仆人全都使用丑陋不堪的男女。他左看右看都觉得还是不够标准，便下令毁其容貌，用大酱敷上，在烈日下暴晒，留下可怕的印痕。这些暴发户式的大盐商，他们在生活中追求至高至上的享乐，在行为上集反叛和暴戾之能事，作恶多多，路人侧目。

这些都不说了，单是徽商的“养瘦马”行为，却历来为人所不齿。所谓“养瘦马”，即寓居扬州的徽商们为了生理、心理需要而从市面上买来的“丫头”。那时，扬州的盐商们在安徽徽州地区大多有妻室，而要在扬州同样置妾室是不识时务，且违反伦理道德的。怎么办？“瘦马”应运而生了。他们从各地的穷人家中买来一些颇有姿色的女孩，从小教给她们琴棋书画等各种技能，训练她们待人接物的礼节与说话、办事的分寸，使她们懂得富家大户中充当姬妾的各种规矩，从而自安卑贱，尊敬主母，以保证日后家庭安宁，无妻妾嫡庶纷争之忧。这样，扬州“瘦马”变成了纳妾者竞相聘娶的对象。扬州“瘦马”是徽商捧“红”的，它作用于盐商，又为当地阔人所用。说到底，它是一种高消费的畸形服务。

如果说“养瘦马”是满足盐商们的生理需要，那么，蓄养“艺伎”愈演愈烈就怎么也讲不过去了。扬州女性历来有读书习字传统。“不论大家小户，皆成群结队地结社作诗，把作诗只当儿戏。”这恰恰满足了徽商的口味，加上“牙婆”的指点和撮合，越发不可收拾，扬州城的徽商出门在外无不牵带艺伎的。即使到了嘉庆时扬州的盐商实力已大不如前，但携带艺伎之风仍不减当年。

据史料载：盐商们宴会嬉游，几无虚日 ；艺伎们的各种戏曲、歌舞表演也无休无止。《竹西花事小录》载：“广陵为鏀（食盐）运所在，虽富商巨贾迥异从前，而征歌选色者习以为常，粉渔脂浸成风气。”

当然，把徽商的落败完全归罪于他们的玩物丧志，也是夸大了点。如果没有以下几条原因，徽商或可能尚得到苟延残喘的机会。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一是道光年间的“费引改票”和咸丰、同治年间的兵火劫难，都使得整个徽州商帮遭受沉重打击。史料载：“道光十二年（1832）年，陶澍将淮北的纲运制改为盐票法。道光三十年（1850），陆建瀛又将淮南改为盐票法。所谓盐票法，就是政府盐场附近设局课税，不论谁，凡缴足盐税即可领票运盐，销售各地。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纲运制，因以打破。”由此可见，清末盐法的改革，给盐商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这一决定，使得徽州盐商的垄断地位不复存在。

二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后来的捻军起义，都给徽商以灭顶之灾。连绵不竭的战乱使得徽商的经商之路被隔断，经贸区域被封锁，徽商的商业活动陷入瘫痪。史料载：“长江虽系七省通衢，货船早已绝迹”，徽州地区，人口锐减，“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经过此次战乱，徽商的元气大伤，虽战乱后，还有一些人再整旗鼓，四出经商，但作为一个商帮群体而言，已是再也无力重振往日雄风了。

三是西方列强的次第入侵，也加速了徽商衰败的进程，由于洋纱、洋布、洋颜料以及南洋木材的大量进口，使得徽州布商、木商的生意大受影响。此外，钱庄、银行业的兴起，又使得徽州典商丧失了在金融业的原有地位，徽州茶商后来也因洋商乘机操纵市场，压价收购而导致“十商九困”的局面。到光绪中叶，曾经称雄数百年徽州商帮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总之，徽商的衰败和式微，既有其生活方式的原因，也有家国情仇的洗礼。落后的生产关系是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必将被先进的生产关系所取代。即便是纵横驰骋数百年的商帮也不例外。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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