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西游”观中华文脉 读《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 □刘昌宇

谈及中国思想文化史,孔子是绕不开的话题。两千多年来,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意蕴,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那么,西方又是如何看待孔子和他的儒家学说的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历史文化学者武斌所著的《孔子西游记:中国智慧在西方》(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以西方人眼中的孔子为切口,认真梳理孔子及其思想走向西方的过程,对中国智慧普惠世界的现实意义,也予以了清晰的揭示。

西方社会对孔子及其思想较为系统的认识,始于明朝的万历年间。400年前,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宗教界人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很快发现到孔子及其思想在中国社会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孔子既是中国人的精神符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塑造者。孔子的形象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他对西方人认识中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687年,随着柏应理等人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加之“四书”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孔子身着儒服、头戴儒冠、手持象笏,站在一座庙宇式的书馆前的形象,以及儒家说学在国家治理、伦理道德、文明开化上所凸显的精神价值,使得孔子及其思想在西方社会赢得了普遍尊重。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儒家说学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兴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由此高度赞誉孔子是“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武斌从西方社会思想史、哲学史的多维视角,从当时多位历史人物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为索引,绵密细致地勾勒出“孔子西游”的真实样貌。他们中有思想家、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有大文豪歌德,有重农学派创始人、经济学家魁奈,有哲学家黑格尔等等。这些千秋人物从各自的身份立场出发,对孔子及其思想给予了大力褒奖。伏尔泰站在中国文化的层面,洞悉到中国社会所表现出的儒家礼治秩序,鲜明地指出,它真切地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行。他不无感慨地评析说:“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这位思想家对孔子可谓推崇有加,他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整套完整的伦理学说,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们利己的欲望,从而建立起和平与幸福的社会。”魁奈除了在他的著作中专门介绍孔子的生平概要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同样也是赞不绝口。他高度赞扬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称颂“只有在中国才把自然规律作为立法的基础和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在他看来,“似乎只有从中国古代哲学家那里,才能学到一切社会生活的基本原理。”歌德从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尊崇中,更是强烈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和人民的喜爱,他钦佩地说:“他们那里的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孔子及其思想,在西方也有人表达了不同的观点。黑格尔因为对孔子思想的了解只是限于传教士的译本,他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所以他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析,难免显得偏颇。十九世纪之后,西方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在评价上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好在二十世纪初期,以辜鸿铭、林语堂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用英文向世界广泛宣介孔子和儒家学说,使得孔子和儒家学说再次受到西方各界的瞩目。

回顾“孔子西游”的历程,有力地说明,孔子是中国智慧的集大成者；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把人生问题和普世真理有机地相融合,于要言不烦的诠释中,予人深刻的思想启迪。它所蕴涵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具有穿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即便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之惑、发展之惑,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和改造世界,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助益。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人类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孔子和他的儒家文化,早已成了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符码,他的影响力仍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散播、传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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