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彪华
周六,冬日暖阳。我带着一群书法家,来到烟桥古村,为家乡人书写春联。大榕树下,穿红戴绿的人,与手里拿着的、铺在地上的、挂在树下铁线上的红纸,交相辉映,红红火火,又火火红红一片。
此情此景,我不禁回想起我小时候在家过年的往事。物质匮乏的年代,像我们这些农村小孩,总盼望着“年”早些来,好让我们可以穿新衣、吃“丰盛”的年夜饭、烧爆竹……总之,春节,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伯父是我们村里最有文化之人,这个“文化”不是指学历,而是指学识,他满口“之乎者也”“子曰诗云”,还写得一手好字。所以,村里的人都喜欢找他写春联。我家就不在话下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不找他写,似乎道理讲不过去。对于伯父来说,他的年,春联是重头戏。过年前,伯父就买来了红纸和笔墨,然后在一个安静闲适的早上,在堂屋里,铺开红纸,拿出笔墨,郑重其事地开始写春联。他写“迎喜迎春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横批便是“迎春接福”。小时候我看到“迎春”这个词,仿佛眼前就是桃红柳绿、春江水暖、轻燕衔泥的春天了。伯父也写“事事如意大吉祥,家家顺心永安康”,横批是“吉祥如意”,那是他对全家人在新的一年里的祈愿;他也写“精耕细作丰收岁,勤俭持家有余年”,横批是“勤劳致富”,那是他的自勉。他还在楼梯处贴“上落平安”,在厨房贴“饭热菜香”,在仓库贴“丰衣足食”,在猪圈鸡窝贴“六畜兴旺”,在房门贴“五福临门”……这些春联,寄予了伯父对新年的美好愿望。
年年春联年年新。不管上一年的春联内容多么精彩,哪怕纸张色彩依然鲜艳,新的一年,人们总要换上新的春联,“旧符”换作“新桃”,寄托新的祝福。
有此一说,“桃符”原来是古时挂在大门上的两块画着门神或写着门神名字,用于避邪的桃木板,由于后人往往把春联贴在桃符上,于是后人就以“桃符”借指“春联”。难怪王安石要在《元日》这首诗中这样写道:“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清代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春联》里也说:“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春联,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
伯父年年为我们写春联,看得多了,我的手自然会有点痒痒的,就会不自觉地拿起笔来,在一旁学写几个字。有时被母亲看见了,她就会在耳边鼓励我:“努力学吧,将来可以自己写了。”十多年前,伯父因病去世。我也忙于求学、工作,一直再没有拿起过毛笔。这样,我家的春联再没人写。母亲只好每年都到街上去买那些印刷的春联,这一点,我深感惭愧。
“大地回春民播德;新程逐梦粤加鞭。”“厚德长承天下福;好心总化岭南春。”忽然,有村民大声朗诵着刚写好的春联,一下子又把我拉回现场。
我不知怎样来了力量,竟然铺开纸张,拿起笔,一气呵成,在红纸上写下: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副春联,它包含着一种多大的祝福,同时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天地伦理。“天增岁月人增寿”,它的大前提是“天增岁月”,才能“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它的大前提是“春满乾坤”,才能“福满门”。“岁月”在前、“乾坤”在前,“寿”在后、“门”在后,这就是中国人的逻辑。
写完,我立即回家,交给母亲,好让她高兴一回。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南海区文联主席、南海区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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