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的时代有我的在场
梁树华
辛丑新春的欢乐祥和此刻正连同复苏万物的春风充盈于我们的周遭，温故知新，当我们于亲朋好友拜年问候的祝福声中，憧憬美好未来之时，2020年诸多的难忘瞬间也一起涌到眼前。昨天和今天，去年和今年，连同未来，铺串成一条奔涌向前、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
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说：“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在过去的一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一系列“时代之变”，及“时代之变”催生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大多数的人们都经历了困厄、无奈、恐惧、苦楚、悲喜等刻骨铭心的体验。
我至今仍记得庚子年正月初三那天从老家乐昌出发到顺德的部分细节，父亲带着几分不悦反复说“家里更安全”；我们戴上一连走了十几家商铺才买到的几个口罩，几分钟之后，发现呼吸不畅甚至有些困难，上网查看口罩佩戴视频，才知道戴反了……
当天下午五点左右，我们一家安全抵达容桂家中。平日热闹的容桂此时也宛若一座空城，街上少有私家车奔驰于路面，空无一人的千禧广场冷冷清清。公交车虽然仍在运行，但车厢内几乎只有司机，间或有一个人乘坐，往往也是“包车”状态。穿梭了十几家药店、商场之后，我才发现作为防疫必需品的口罩，顺德也是稀缺的……
宅家的那些日子，我决定好好写我的日记。自1997年开始，我开始了写日记的习惯，但20多年来，我的日记都是“散记”——内容包罗万象，笔法信马由缰，形式不拘一格。疫情之下，我何不聚焦主题专门写一本抗疫日记？
2020年2月下旬，我将已有5.2万字的《城内城外——新冠肺炎疫情日记》发给了顺德作协主席吴国霖。我没有想到的是，吴国霖主席随后将日记书稿发给了岭南美术出版社副社长谢海宁，他们两位的综合意见是，精准聚焦“顺德制造业在疫情下的困境和突围”，写一部报告文学。
那时，我实际上内心有一番痛苦的挣扎，5.2万字的“跑道”，那是一条走了一半而且走出了感觉的路。如果要变道，就意味着要另走一条路。在吴国霖主席及谢海宁副社长的鼓励之下，我最终选择了“变道”。
一条全新的跑道由此迈开双脚启程。
彼时的顺德，一幅由无数英雄和先进个体参与的抗疫恢弘画卷正渐次铺陈开来：武汉封城之后，美的、碧桂园、格兰仕、联塑、万和等顺德大大小小的企业，先后捐出数亿元现金或价值超亿元的抗疫援助物资驰援第一线；顺德区委区政府派出近2000名干部深入企业现场办公协助复工复产；梁常香、邓晓龙、肖强、刘颖、朱妍等一批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火速驰援武汉战“疫”第一线……
这幅恢弘画卷里的时代英雄、团体、个人，最终汇聚成时代群像，成为了《中国产业脊梁：疫情下顺德制造业困境与突围》一书的书写对象。
采访和写作的过程最为艰辛，也最令人难以忘怀。
2020年3月在采访一家企业时，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一开始感到有些为难：疫情处于关键防控期，企业对所有进入公司的外来人员都严格管控，复工复产后，企业正忙着赶订单……在我的坚持不懈下，我“全副武装”进入了这家企业采访，有幸亲眼目睹顺德制造企业在疫情“黑天鹅”侵袭之际，如何启动产业链齿轮，带动全产业链、供应链大小齿轮，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齿轮恢复转动的壮举。
写作《中国产业脊梁》“急行军”对我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和挑战。为了赶稿子，好几个晚上写到凌晨1点才休息。按照一般情况，这个时间我几乎倒头就睡，但上床后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因为夜深人静，有时候躺下去之后反而文思如泉涌，并可能对另一篇文章的行文都完成了构思。因为这个缘故，我竟然出现短暂的失眠，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中国产业脊梁》是我人生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这本书是我主动躬身入局于这个激荡时代的最好纪念，也是我以文学作品向这个伟大的时代，向这片806平方公里改革热土致敬的独特方式。
在当下及未来，我愿一直以站立的姿态躬身入局这巨变的时代，不辜负每一寸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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