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外国脑瘫专家疫情之下逆行中国 医师节前夕 儿童骨科国际权威骆德唯教授讲述23年79次来华救助脑瘫儿的故事

骆叔在华新医院为一名患儿检查患肢。骆叔和金大地教授成功救治了一名罕见严重脊柱畸形患者。骆叔和李旭教授在讨论病例。

【人物档案】

骆德唯（骆叔，DavidP.RoyeJ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小儿骨科教授，杜松医疗首席医疗官，国际权威脑瘫和儿童骨科专家。过去二十年来华79次救治数百中国患儿。现居广州，未来希望通过创建首个国际水准的多学科脑瘫中心和一项脑瘫基金，更好地救治中国脑瘫患儿。

73岁，在别人享受美好退休生活的年龄，他却一次又一次站到无影灯下，十几个小时也不累；谈起他最擅长的脑瘫、脊柱矫形、各种儿童骨科问题，他眼里有光，好像自己只有37岁；谈起那些他救治过帮助过的中国患儿，他眼里有爱，好像他们都是自己的孩子。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大地肆虐，抗击疫情战斗正酣，国际航线纷纷关闭之时，他却定好行程，几经中转，“执拗”地逆行中国，来到了广州。

在医师节前夕，笔者来到汕头大学广州华新骨科医院，听这位准备在中国大干一番的“老外”专家分享在广州工作生活的故事。

文/周湘

特别的“医师节”专题

疫情下，他第79次来到中国

2020年2月20日，一个高高瘦瘦的外籍白发老者推着十几箱行李走出了首都国际机场，箱中几乎全是口罩。这是骆叔的第79次中国之旅，退休三年后的这趟旅程，早在年前已定。疫情下，直飞航线中断，他绕道东京来到北京；出发前日，他在自己的自媒体上对亲友宣布：我马上要搬来中国了，2020年我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中国……

作为一名脑瘫领域的国际顶尖专家，1997年骆叔受邀首次来华，是去哈尔滨救治当地福利院的脑瘫孤儿。“看到这么多孩子需要帮助，我知道我还会再来。”骆叔回忆说。

笔者见到骆叔时，他刚下手术台。早上，查房；随后为一位外地贫困的脊柱畸形患儿联系筹款；中午，他又一头扎进了手术室。“连病人手术要用到的每一颗钉，他都会亲自挑选。”华新骨科医院的一位医生说。

今年5月份，骆叔在北京见到了华新骨科医院副院长、儿童骨科主任李旭教授，两人相谈甚欢，最终欣然南下。“我这次来，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国际水准的跨学科脑瘫医疗中心，我觉得在华新可以。”从1997年起，这个想法像小苗在他心中滋长，直至荣休。23年来79次来华，为数百个孩子做过手术，还引荐了众多年轻中国医生出国进修，可他觉得，不够。

“中国人都喜欢挤到大公立医院、三甲医院去看病，一是观念问题，但也和全科医生不够、基层医院和民办医疗资源不足有关。我很高兴看到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我来中国，在杜松医疗搞全科医疗、与华新合作，都是想为中国医疗做点事。”谈到医疗现状，骆叔俨然“中国通”。

一场推迟两年的手术上台前夜他失眠了

14岁的小宇来自一个普通的江西农村家庭，患有严重的神经肌纤维瘤引起的早发型脊柱侧凸，六七年间历经了至少4次大型手术和无数康复治疗的折磨，病情依然每况愈下。如果再次手术矫正，脊膜已经受损，瘫痪风险极大。很多人劝父母放弃，他们却固执地带着孩子走遍大江南北，直到2016年找到了骆叔。

“我必须为他做点什么。”骆叔回忆，可是他真的暂不适合一步到位的大型矫正手术，只能先调整脊柱两侧的钉位和固定棒，待脊膜完全恢复方可接受矫正手术。

骆叔人在纽约，却一直惦记着小宇，心急如焚地叮嘱国内同事紧密监测病情。这一等就是两年，病情进展触目惊心，小宇的下腰好像随时都会折断……

惊心动魄的这场脊柱矫正手术终于在2018年4月16日启动了。术间，小宇一度严重出血，只好按预案中止手术，两天后决战！煎熬的48小时，“决战”前夜，骆叔辗转反侧，反复被手术失败的噩梦惊醒，汗水浸湿床单……

最终当然是，小宇重拾了挺拔的脊梁，长高了10厘米。阴郁了14年的少年，在镜头前露出了笑容。“我希望他以后可以多笑一笑，很帅！”

中国医生眼中的骆叔：

他会站在孩子立场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李旭介绍说，脑瘫是儿童早期负责运动控制的大脑功能区受损造成的四肢运动障碍。由于长期不被重视，脑瘫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家属往往不知道该带孩子去哪求医。脑瘫的脑损伤几乎是不可治的，但其导致的肢体功能障碍却可以通过治疗改善。通过纠正肢体畸形、促进其正常发育和增强行走活动能力，使孩子能独立生活，完全可以拥有独立、成功的人生。

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也有庞大的脑瘫人群。骆叔荣休前所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维恩博格家庭脑瘫中心，有成熟的治疗经验和国际领先的医疗体系。华新儿童骨科近10年治疗了大量脑瘫患儿，是国内儿童骨科界少有的率先开展脑瘫治疗的单位。华新儿童骨科有了骆叔的加盟，如同多了一副有力的翅膀；骆叔有了华新儿童骨科这个基地，让他在中国真正有了一个脑瘫中心。

5月开始，骆叔入职华新骨科医院。李旭说，很多人往往越年长越固执，但骆叔不是。他头脑敏锐、思维开放，受过很好的医学训练，始终保持开放的学习心态，在每次激烈的病例讨论中都能给年轻医生以启迪。他强调共情，不会只和父母沟通而忽视孩子，他尊重作为主体的孩子，会走过去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思考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这些都特别令人感动、给人启发。

对话最爱广州茶楼热闹想和钟院士去“撸铁”

笔者：您“退而不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广州再“创业”，为什么？

骆：这二十多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来中国好几次，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喜欢中国菜。这座南方城市跟我以往所到之处完全不一样。我特别喜欢坐在广州茶楼里，吃着点心，听着周围人声鼎沸，看广东人亲朋好友围坐一起喝茶聊天，这种氛围特别轻松，舒服。

笔者：在您最擅长的脑瘫领域，您觉得目前中国的医疗水准如何？需要攻克的难题是什么？

骆：其实这些年中国变化很大，医疗水平发展很快，但我依然觉得这里充满了机会。在治疗脑瘫及其引起的骨科问题方面，中国并不缺先进技术，也不缺人才。我的朋友金大地教授、李旭教授都是非常顶尖的专家，他们也充满干事的激情。我甚至觉得华新骨科医院的硬件环境比我在纽约任职的医院更胜一筹。

我觉得缺的是跨学科协作的理念和模式。对脑瘫这个疾病的认知和评估思路上，不应该只关注局部而不注重整体，应该是要多学科协作，要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小儿骨外科和康复科乃至心理学科的共同参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创立了维恩博格脑瘫治疗中心，从患者一两岁最初接受治疗开始，我们可以调用全院所有需要的学科资源，为处于任何年龄段的患者建立一个完善的、终生的多学科治疗环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医生、一个科室是全能的。只有通过合作，我们才能更接近真理。我希望能把这些有益的做法带给中国，通过和华新骨科医院的合作，在中国也建立起这样一个拥有国际水准的综合脑瘫治疗中心。

笔者：一些脑瘫儿家庭因病致贫，得不到持续治疗。您这二十多年来不但治疗，还借助各种公益慈善机构来帮他们解决经济难题。初衷是什么？

骆：做公益和慈善事业其实是很私人的一件事，如果我的努力能够帮助他们解除病痛，获得不一样的人生，我会从内心由衷地感觉到快乐，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理由。我的几个儿女、女婿和儿媳妇也都从医，他们也在自己擅长的医学领域帮助别人，我们感受着同样的快乐。

我已经大半年没有回国了，也会思念孩子们，想念家乡，不过现在我是绝对不走的，除非我确定离开后还能顺利回来。

笔者：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如今您也是“中国医师”了，想对中国同行们说些什么？

骆：今年对我和每一位医生来说都很特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看到无数中国同行在很短时间内就从中国各地集结到武汉，日夜奋战对抗病毒，由衷敬佩你们！我看到比我年长10岁的钟南山院士展示出中国医生的风采，我看到中国果断应对疫情的各项措施十分奏效，令人震撼！希望共同战疫之后，医患之间关系更加融洽。希望同行们保重身体；希望有机会能和钟院士一起“撸铁”。在这里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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