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允元“迁建韩祠”献疑曾楚楠

《永乐大典》卷5343引宋元《三阳志·书院》曰：

（韩山师院）傚四书院（按，指宋初之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合称“四书院”）之创，地在州城之南昌黎庙旧址也。淳熙己酉（十六年，1189）丁侯允元迁其庙于水东之韩山，其地遂墟。

由于《三阳志》中有“丁侯允元迁其庙于水东之韩山”一语，其后之地方志籍皆仿效之。如嘉靖《潮州府志·祠祀志》[韩公祠]条谓：“淳熙间知州丁允元复迁于今所。”顺治《潮州府志·祀典部》[韩公祠]条也谓：“在河东韩山上……淳熙中知州丁允元复迁韩山。”康熙、乾隆两朝《潮州府志》康熙、雍正、光绪三朝《海阳县志》均照录不误……至于碑记、著述等，亦皆言“迁建”。如宋末宝祐二年（1254）刘克庄《潮州修韩文公庙记》谓：“淳熙己酉，丁侯允元又徙韩山，夷石为庙，地尤阔。”元泰定三年（1326）何民先《重建水东韩庙记》谓：“庙故在城南，宋淳熙己酉，丁侯允元不忍虚其胜,蔽茀甘棠,迁公庙镇之。”明万历间郭子章《潮中杂记·韩公二祠沿革》谓：“淳熙己酉，丁允元又迁（祠）于州东韩山之麓。”民国间饶宗熙先生《潮州韩文公祠沿革考》亦谓：“宋淳熙十六年己酉，知州丁允元始建昌黎祠于韩山。”……众品一辞，几成不刊之论。故1989年值笔架山韩祠八百周年之际，笔者在撰写《建允元亭碑记》时亦随大流地说：“韩祠之建也久矣……迨淳熙十六年乃迁于韩山之麓……迁祠者谁？宋知州丁公讳允元也。”

2020年，潮州市丁允元文化研究会会址首层拟立先祖允元公半身铜像，邀请笔者撰写《像赞》。为此，特翻阅相关文献记载。然而，细读之下，笔者对丁允元“迁建韩祠”的说法，疑窦顿生，特别是在展读明·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之后。该文曰：

按《三阳志》……又云“忠佑庙，即韩文公庙也。”咸平二年（999）陈文惠公倅潮，闢正室之东为公祠，寻迁于金山……元祐五年（1090）王涤迁于州南五里，苏文忠公为记。淳熙己酉（1189）丁允元又迁于州东韩山之麓，盖昌黎游览之地，手种橡木犹存。庆元丁巳赐今额……由此言之，今韩山祠即《三阳志》所谓“忠佑庙”，城南祠即《三阳志》所谓“书院”也……由元入国（明）朝，韩山祠……天顺壬辰（按，天顺朝共八年，无壬辰年，恐为庚辰之误。庚辰，即天顺四年（1460），与民国《潮州志·职官志》所载【明监司·刘炜】任期正合）参政刘炜立石华表，题为“韩文公之祠”。

以上记述，可议之处颇多。一是“按《三阳志》……忠佑庙，即韩文公庙也”一语，可能存于《永乐大典》卷5344之中。查市志办2000年8月据中华书局1960专辑本翻印的《永乐大典》【十三萧·潮字】一书中独缺此卷，故无法说明该段话的文献依据。幸有郭氏的记述，今天的读者方能了解到韩山韩祠的初名为“忠佑庙”。

二是为什么要命名为“忠佑庙”而不迳用“韩文公祠”？其原因主要有二：

1、城南韩文公庙修建不久，不宜言“迁”。

南宋名臣王十朋（字龟龄，谥忠文）《王忠文公集》中有题为《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之古风一首。而《梅溪后集》卷十九有《曾潮州万顷增辟贡院，以元夕落成，寄诗次韵》诗。《永乐大典》卷5343引《三阳志·贡院》曰：“乾道六年（1170），曾侯汪乃撤考官位为群试所，外巨室为考校地。”是知“曾潮州”即乾道六年来任潮州知州、翌年辄建“康济桥”（明代改称“广济桥”）之曾汪。（古人之名、字相关联，“汪”与“万顷”意同。曾汪尝是王十朋的老师，古人重礼节，对长辈、平辈皆称字不称名，故以“曾潮州万顷”作敬称）自元祐五年（1090）知州王涤迁韩庙于州南七里、并请苏轼撰《潮州昌黎伯韩文庙碑》以来，城南韩庙是潮人心目中的文化殿堂。曾汪到潮州任知州，是在韩庙建成后的八十周年，故“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可谓深知教化之本，顺应民心的举措。而到淳熙十六年（1189），新修建的城南韩庙仅过了19年，咋能奢言“迁建”？137年后，元代泰定三年（1326）潮州路儒学教授何民先在《重建水东韩庙记》中谓：“庙旧在城南，宋淳熙己酉，丁侯允元不忍虚其胜，蔽[~公式~]甘棠（按：同“蔽芾”。《诗·召南·甘棠》有“蔽芾甘棠，勿翦勿伐”之句。相传西周的召伯曾在棠阴下办理政事，致令天下大治。后因以“蔽芾甘棠，颂扬有政绩的官员），迁公庙镇之”等话，纯系因年代久远、不明真相而“想当然”的主观臆想。

2、创建“忠佑庙”的本意。

郡城溪东的双旌山（北宋改称韩山），是当年韩文公公馀经常游憩之处，相传他曾在山上种植橡木，还建有“揭阳楼”。此地除了与韩愈行踪相吻合，足慰谒者思慕至诚之外，且韩山三峰并峙，前有韩江汨汨流淌，山光水色，远胜只有旷野平畴的城南。故“治民养士，一以（韩）公为师”（乾隆间邹朝阳《太守丁公配享碑记》语）之丁侯允元，遂因其址而辟建“忠佑庙”。命名“忠佑”者，意为“忠义之士，天必佑之”。诚如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言：“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丁允元公亦尝因忠谏，由太常卿出守潮州，在“合于天而乖于人”这一点上，堪称隔代相应。故“忠佑”之名，可谓丁公之“夫子自道”。

忠佑庙由于选址得当，故建成后香火极盛。《永乐大典》卷5343引《三阳志·祠庙》曰：“淳熙十七年，丁侯允元又自溪之西岸立石洲五（按，“十七年”、“石洲五”，是否为“十六”、“四”之误，俟考），易舟为梁而屋其上，邦人得（德）之。及侯新作韩庙，乃相与即庙而生立祠焉。”不惟民间人士慕名而来，影响日大，且“庆元丁巳（宋宁宗三年，1197年）赐今额。”（即皇帝亲题“忠佑庙”匾额）庙建成九年后便得到朝廷认可。

其后，城南韩庙亦于庆元五年（1199）由知州沈杞建“盍簪亭”；淳祐三年（1243）知州郑良臣“以韩公有功于潮，书院独缺、相旧地而开创焉。外敝三门，讲堂中峙，匾曰"城南书庄"，后堂匾曰"太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淳祐乙巳（1245），陈圭来守是邦，尤切加意。”（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城南韩庙后又改称为“韩山书院”。宋元之际，其功能亦逐步向书院倾斜。而刘克庄于宝祐元年1253）撰写的修庙碑记已称为《潮州修韩文公庙记》，可见，丁允元创建的“忠佑庙”已被潮人认可为址在韩山的“韩文公庙”。到了元代泰定三年（1326），何民先撰碑记时则在标题中明确称“水东韩庙”，水东即韩江东岸，亦即庙址在韩山，以示与城南韩庙有所分别。该《记》曰：

……一登庙而山川之胜尽在目，城南有是乎？由是揭其堂曰“仰高”，取泰山北斗义焉；亭曰“天风海涛”，取“相期风涛观”之句焉（按，《别赵子》句）；“尊贤有祠”，崇德也；“侍郎有亭”，存古也。合而颜其门曰“韩庙”，万户侯尹公铸大书不一书之。

自豪之气溢于言表，然也可看出，经历次修缮、扩建，韩山忠佑庙的规模、气势，已远胜于城南韩庙。尤可注意者是“颜其门曰"韩庙"”一语。如果宋末刘克庄的《潮州修韩文公庙记》未将城南与韩山的韩庙严格区分，意思略嫌模糊的话，那么，元代何民先的《碑记》则表明：其时水东庙的门匾已正式称为“韩庙”。

郭子章《韩公二祠沿革》曰：

天顺壬辰，参政刘炜立石华表，题曰“韩文公之祠”。

天顺壬辰，如前文所述，当为“庚辰”之误。也就是说，忠佑庙建成后271年，才正式命名为“韩文公之祠”（今韩祠门额同此，系清代嘉庆十六年<1811>按察使衔，广东督粮道、前惠潮嘉兵备道，潮州府知府太谷温承志重修）。从此，郡城中的韩祠乃有城南祠与韩山祠之分。据嘉靖《潮州府志·祠祀志》[韩公祠]记载，“岁春秋仍于城南书院行祀礼，以天水赵德配。”准此，知韩山庙的沿革过程为：宋淳熙己酉辟建忠佑庙（庆元丁巳赐今额）——64年后的宝祐元年称潮州韩文公庙——元泰定三年称水东韩庙——明天顺五年之后定称为“韩文公之祠”。因此，淳熙十六年丁允元“迁建韩祠”的说法与史实不符，亟待改正。

为此，笔者去年应邀撰《允元公像赞》（共16句64字）时，其上半部分为：

漪欤丁公，直节干霄。

太常诤谏，贬守于潮。

济民利涉，曰丁公桥。

韩山建庙，忠佑匾标。

第七、八句特地标明：“韩山建庙，忠佑匾标”。而对“丁允元迁建韩祠”之“成说”，笔者郑重建议：是否可酌改为“丁允元辟建忠佑庙（后改称韩祠）”，字数虽略为增多，但基本不悖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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