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火焰

二OO八年春，我客居于粤西深山之中的一个寺庙已半载有余，我的禅室挂有一幅张大千关于黄山的山水画的复制品，画的左上角有题跋：黄山当以鲫鱼背为最……画中的黄山石分三面，为虎劈皴法，画面岩石圆润，我隐隐感觉花岗岩中山缺乏凌厉之锋芒。

读经、焚香、禅修，我虽依沙门僧祐居，并没有博通经文。春夜突至的狂风、雷鸣和骤雨震碎了我禅室的玻璃，狂风把一截粗壮的芒果树的断枝硬生生地戳进来，那幅张大千的山水画也从墙面上狼狈地落下。次日一早，见寺庙的大门正中间的路面被山洪冲出深深的沟壑，寺庙内的莲花池满是芒果树和榕树的断枝残叶，我惊讶于这些存在之物，仅仅一夜时间，已面目皆非。荷尔德林有诗云“依于本源而居者/终难离弃原位”，可能生命中有另外一个“本源”等待我去寻找吧，我遂给在外云游的方丈留下一张便签，写下“巉岩苔藤性一物，笠落五蕴厉雨镞。/随缘识得铃是渠，鹧鸪如婴婴如母。”写完，便匆匆下山了。

去哪呢？在拥挤的茂名火车站我一下子犯起难了，犹豫中突然想起昨夜在寺庙被风吹落的画，既然这幅赝品画之于我而存在一段时间，作为一个物件，它应该有自己的生命，现在它已经破碎，成为另外的一种存在者，我决意去它的“本源”看看，乘上一列绿皮火车经过三十多小时的颠簸到达内江。到了内江，没有顾得上休息就去了张大千纪念馆，在馆内驻足、观察了半晌，整个馆的赝品和复制品让我垂头丧气，回宾馆的路上，途经内江师范学院时，突然想去起个诗人来：陶春和刘泽球。老实说，我在寺庙里客居时，不少作家、诗人朋友都挺担心，余丛、安石榴、胡子博等诗人前往深山中看望过我，诗人阿翔可能把我在寺庙的消息告诉过陶春，陶春在QQ上问我是不是要学李叔同。我曾在《诗歌月刊》上读过刘泽球的一篇关于《存在》诗刊生长记录的文章，知道刘泽球、陶春分别毕业于内江师专和内江教育学院（两所学校现已合并到内江师范学院），路过内江师范学院我拨打了陶春的手机，电话没人接听，于是便打消了找陶春喝酒的念头，来内江的第二天沿着沱江在小雨中走了一个下午，翌日一早去自贡看恐龙化石了。

韩愈说“自古诗人皆入蜀”，我自然也不例外。夫人朱巧玲一直跟我说，四川的诗人都是大气、正直和豪爽的，陶春这个人你一定要结交。她可能知道我在《星星诗刊》发表过一首叫着《书》的诗，其中有“我会手持弯刀和川人结梁子/问他们能不能听到我傲翘门檐下的风铃声”，作为四川人她怕我真的会和四川诗人“结梁子”。《存在》诗刊发表了朱巧玲不少作品，我从书架上找到一本《存在诗刊》“新世纪十年——川渝诗歌大展”专号，开始对“存在”认真的捧读。在陶春和刘泽球执笔的《前言》中读到“复杂、神秘、险峻多变的川地地理结构、气候与由之孕育出的上述博大、厚重、诡谲的文化优势光照，必然反映在语言领域作为最高表达形式与呈现超前意识内质的诗歌创造之上。”陶春一直强调诗歌语言的重要性，也是国内首提“诗者”这一术语的人。我们在网上交流时，就诗歌语言问题展开过长时间的讨论，比如，语言、言语、俚语、方言、语音、语调、语速等问题，我问过陶春，一个简单的“可以”，河南人说“中”，江浙人说“行”，四川人要说“要的嘛”，他们的语言表达的差异性是很大的，而最终在汉语诗歌表达上都以“可以”为标准，是否在人为地削弱汉语的丰富性，而一旦“要的嘛”能够写进诗句，又是否会增加诗歌语言的庞杂性。陶春认为语言是需要过滤的，《诗经》和《楚辞》里面的很多词语就具有地域性色彩，但语言的过滤过程非常复杂，假定四川话成为全国的“普通话”，汉语的写作表达和表现形式肯定会出现诸如“要的嘛”的语言模式。

二O一五年国庆，应陶春和陈雪夫妇邀请，我和朱巧玲回乐山时专门在成都逗留了两天。在见陶春之前，我认真读了他大量的诗歌评论，诸如《“道说”与“存在”》《再谈诗人的职责与使命》《诗歌不会消失，我们被他照彻》等，也收集、集中阅读了他的不少诗歌，从陶春的语言、语气、语调和语境来判断，我认为他应该属于高大、粗犷类的，文如其人嘛，这种判断也是基于我内心的希望，当我第一次和陶春拥抱的时候，他的头埋在我的怀里，我诧异眼前这个诗人，一张娃娃脸长满黑硬硬的胡须，头发卷曲而凌乱，身板不高但结实，双目透出某种忧郁的暗光。当时，下了飞机，到成都，再到陶春的寓所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陶春手里拎了一瓶五粮液，在他寓所不远的巷子里找了一家串串香，串串香的锅底是辣的，酒是辣的，我被辣得满头大汗，不停地擦汗，陶春哈哈大笑，用四川话说：“你个锤子哦，讨了个四川老婆，咋不能吃辣哦。”我大意能够听懂陶春的话，他内江的口音太重，朱巧玲马上打断陶春说，你和樊子说话就说“川普”吧。我甚是狼狈，确实吃不了四川的麻辣，在深圳生活，基本以粤菜、潮汕菜或者客

新闻推荐

龙山派出所：“好心”服务得人心

通讯员茂公宣本报记者许巨滔自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茂名市各级公安机关迅速启动、周密部署、明确任务，将学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