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名贤、王菊花：英勇的夫妻地下交通员

陈立佳

黄名贤、王菊花夫妇家住潮安江东洲东下埔村，以撑渡为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黄名贤的弟弟黄名昌从马来西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下埔村宣传抗日。在黄名昌的影响下，黄名贤夫妇对革命开始有了认识，积极支持黄名昌及地下党同志的革命活动，热情接待来往于他家的共产党人、抗日志士。黄名贤的家成为党组织的一个隐蔽点。同志们都亲热地称黄名贤、王菊花夫妇为大兄、大嫂。

1940年，潮澄饶游击小组成立，活动于潮澄饶的敌占区和国统区之间的缓冲地带，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取得累累战绩。武装骨干蔡子明、李朝道、李亮等同志，都以“表亲”、“朋友”的身份经常到大兄家食宿，江东区委书记李习楷等领导同志也常在他家开会、研究工作。大兄经常为过往同志撑渡，为队伍运载物资，大嫂则负责接待来往的同志。当时，他们几个儿女年纪还小，婆婆年迈，家庭经济十分拮据，但大兄大嫂总是尽量安排好同志们的食宿。每次煮饭，总是同志们吃稠的，稀的留给自己一家人吃。同时，还精心尽力保证同志们的安全。有一次，国民军突击进村搜查，夜宿于大兄家的武装人员李亮来不及转移，当端着刺刀的国民军进入大兄的家门时，坐在门口乘凉的大嫂及婆婆急中生智，毫不犹豫地迎上去，并大声询问要借什么。李亮在屋里听得明白，急忙从后门转移了。

1942年6月，“南委事件”后，国统区的党组织暂停活动，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地下党正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同志们到大兄家很少带粮食，大兄大嫂从不计较，每次都热情地拿出家里仅存的数量不多的米粮、地瓜，甚至费尽心思弄来拇指大的鱿鱼、鹅肫，煮给同志们吃。有时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了，大嫂便到邻居凑借，好让同志们吃饱后去打日伪、汉奸。武装小组的活动时间一般都选择在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或三更半夜。大兄大嫂总是默默无声地、利索地做好各种后勤工作，直至送同志们出门上路，才回家歇息。夫妇俩长年累月这样做，毫无半句怨言。

1948年4月初，第四突击队从凤凰山根据地下到平原活动，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创立更多的转动点和交通线，以承担运粮运兵的任务。江东一带就是平原连结山地的交通要道，有几个必须经过的渡口，大兄就负责运载的任务。1948年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凤凰山入伍的同志不断增多，大兄之家是平原到凤凰山的交通站，来往于他家的同志不断增多。当时有8名学生要上凤凰山入伍，夜宿于大兄之家，其中一位学生在丰顺被国民党军逮捕并供认了这个交通站。敌人马上带着这一青年学生到下埔村来搜捕。当时大兄因往高厝塘村探望弟弟，不在家。大嫂则当场被捕，怀中还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敌人把她拖至屋前，不断殴打她，要她供出游击队和交通站的秘密。当时，家里还有3个儿女，大的不满10岁，小的只有5岁。她们看着妈妈被打，又惊又怕，哭作一团。孩子们的啼哭声撕裂大嫂的心肺，敌人的殴打使她疼痛难忍。但是，大嫂任凭敌人殴打，护着怀中的小儿子，忍着揪心的疼痛，回答只有一句话：“不知道”，直至得昏瘫在地。敌人气恼异常，用刺刀威胁大嫂的不满10岁的二儿子说出父亲的去向，随后直奔高厝塘村抓捕大兄，当时大兄的堂侄黄木坤已先到高厝塘报讯，要大兄快速躲离。但大兄怕连累乡亲，坚决不走，当晚被抓入潮安监狱。堂侄黄木坤因来不及离开，也一同被捕。在狱中，敌人用竹签插进大兄的十个指头，迫他供出地下党的情况和领导人名单。大兄痛得全身痉挛，大汗淋漓，但始终推说不知道。

大兄夫妇受尽酷刑，始终保守党的机密。敌人一筹莫展，决定对大兄夫妇下毒手。1948年7月16日，敌人把大兄夫妻和无辜的幼子，以及黄木坤解往澄海隆城活埋。活埋前，敌人又假惺惺地许诺说：“如能说出地下党情况，马上就释放你们”。但是，大兄扶着不能站立的大嫂，抚摸着无辜的幼子，夫妇俩昂起头，对敌人不屑一顾，最终壮烈牺牲了。乡土埋忠骨，丹心照汗青。黄名贤、王菊花夫妇壮烈牺牲了，但他们舍生忘死为革命的高贵品德，激励着潮澄饶游击队一往无前，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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