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与钱财□ 李护暖

晚清况周颐在《餐樱庑随笔》中云：“相传经生黩财（贪财），名士好色，为有清一代风气。”

经生指以讲授经书为业的教师，名士指以学术、诗文著称的文人。其中说了清代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个是王鸣盛（1722—1798），乾隆十九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降职为光禄寺卿。工诗文，精史学，亦通经学。有《耕养斋集》《十七史商榷》等著作传世。据况氏《随笔》说，王考取功名之前，曾在一个富家授课，“每自馆归，必两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以贪墨闻（因贪污广为人知）。”他回答别人的质问说：贪婪只是一时名声不好，但我的诗文一定可以传世，百年之后，讥评久息，著作可以常存，仍无损于千古。他对贪财如此直言不讳，也从侧面说明清代风气的确如此。另一个是梁同书（1723—1815），乾隆十二年举人，十七年特赐进士，官至侍讲。工书法，为当世独绝，其书法现在也很值钱。《随笔》云：吏部左侍郎谢墉去世前，留下一万五千金，平均分给五个儿子，这些钱都寄存在梁同书处，随时付给。原以为梁同书名高望硕，可以信得过。但分到第四子时，梁竟屡索不给，势将干没。被谢长子搧了，诟骂万端。对梁同书这样大名人，不啻是奇耻大辱。

王鸣盛是经生（其实也可算是名士），梁同书是名士。《随笔》所载的事，都属于贪财，没有涉及好色的情节。至于王鸣盛所云百年之后，诗文能够传世，是事实；但其贪黩，“讥评久息”却不对，污点历史仍记着。

读地方志，看到其中所记好些当地名人，对待钱财与上面所记大不同。摘列数例如下：

彭文萃，清代学者、诗人彭泰来的祖父。文萃与同县陈某有交情。陈某临终时，因其子不肖，把八百金交与文萃，说：“我儿子若能改过，就把钱给他；如不肯改，给他也只是做了游荡的资费而已，宁可送给你了。”陈某去世后，文萃屡劝陈子，始终不听，叹气说：“不可以留这些钱玷污我。”于是把钱全部交给陈子。彭文萃又曾到佛山买槟榔，打开包装发现里面有数百两银，急忙还给主人。那时文萃正是很穷的时候。其子彭辂，乾隆四十一年拔贡，校录四库全书馆，授英德县教谕。韶州知府张铨、代理英德知县邓廷相为之举荐，彭辂均力辞。以古诗文著名。孙彭泰来，绝意功名，总督祁某“欲延见之，不往。”以学问诗文名世。十四岁即与“粤东三子”之一的谭敬昭以诗相酬答（“粤东三子”指黄培芳、谭敬昭、张维屏三诗人）。其清介一如乃祖乃父，可称家传。

苏春秀，“顺治初于里中发地，得窖金二千，内有南海黄盛爵等六人遗识（这里的‘识’读‘志’，记也），访其人，还之。”

龚骖文，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宗人府丞。“致仕归，主讲端江义学。有函白金乞关说公事者（有人包了银两托他走后门办事。‘关说’是说好话，疏通。白金，旧时是指银），峻拒之。”有吴人父子欠旅店住宿费，无法脱身，“骖文代偿之，并赠行费。”

以上均见宣统《高要县志》，所录仅限于清代，借以说明同一风气下，人的表现并不相同。

王鸣盛等人可能是贪财之风的波及者，也可能是助推者。彭文萃等等，并不是不知道金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使鬼推磨，只是他们有自己的人格和人生价值，守得住道德的底线。人格的力量无比巨大，人格坚定的人，是不会随风俯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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