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有中国考古发掘中年代最早的西汉年间实用屏风南越漆屏风 楚汉滋味浓
双面兽首铜顶饰
装饰于屏风上部横坊上。头顶出双角，额顶正中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两肩和双耳向外伸展成相互绞缠的卷云纹样，终端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用以插羽毛。整件器物通体鎏金。
朱雀铜顶饰
在汉代，朱雀被视为主管南方之神，以朱雀为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汉文化对岭南的影响。授课老师 吴凌云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蟠龙形托座该托座由一条龙、两条蛇、三只青蛙组成，龙的四只足踩在一个由两条蛇组成的支座之上，支座为双蛇合体，蛇身各卷缠一只青蛙，龙的四肢微微下蹲，一只青蛙伏在龙口之中，前肢抓住龙口的边缘。“蛇、蛙曾是古越人图腾，龙是中原人崇拜的四神之一，蛇缠青蛙，龙踩住蛇保护青蛙，似乎在讲述某个传说中的图腾神话故事，反映了多民族观念习俗走向一体化的过程”。蛇纹托座该托座正面1蛇背面2蛇互相绞缠，在右上角和左上角各有一组卷云纹带饰系于蛇身，又在绞缠的蛇体正中两面各连接着一个斜撑着地，与另一端下方的“亜”字形小础形成三点支撑。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卷云纹则颇有楚风，这是一件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器物。人操蛇鎏金铜托座托座中，跪坐的力士用口衔蛇，双手操蛇的造型，力士低鼻大眼、着短裤与短袖葛衣、跣足，从服饰、体态看为典型的越人无疑，而食蛇也是古代越人传统。
公开课
广州文博解码
楚风系列
楚国的控制范围，鼎盛时期几乎涵盖半个中国，从而孕育、发展了博大精深的楚文化。从春秋中期开始，它便领异标新，与中原文化竞趋争先，并有后来居上之势。传说中广州最早的古称为“楚庭”，即表明了古人对楚越文化交流的认知。
庚子大疫，重创荆楚。“广州文博解码公开课”特别开讲“楚风系列”，本节课试图从汉初楚越文化融合的角度进行挖掘，以鼓声气。
授课老师
吴凌云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
屏风约出现于西周时期，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家居中使用十分普遍。从流传下来的古画图像和文字记录中可知，凡厅堂居室，只要有条件，多会设置屏风，由此还衍生出地屏风、榻上屏风、梳妆屏风、灯屏风等五花八门的式样，可区隔房室，可置于案头，各有功用。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眜墓中，就曾出土有所见最早的西汉实用屏风，规模之宽博壮阔，装饰之精彩华美，堪称国宝级别。
这件宝物，是汉、楚、越文化融合一体的典型实证，也是当时的中国文化多元而政治统一的历史见证。
朱雀蟠龙舞金蛇力士缠
考古学家麦英豪、全洪、冼锦祥在《南越王墓出土屏风的复原》中说，之前发掘的战国、两汉墓中，出土的屏风多为模型明器，仅在个别墓中发现少数铜质的屏风构件。南越王墓的这座漆木大屏风，是“首次发现的两汉年间的实用屏风”，实乃国宝。
被发现时，屏风放在棺椁左侧，贴靠主棺室东墙下，堵住了进入东侧室的通道口。屏风各转角处都用铜构件包护。因为漆木胎朽坏，构件坠在墙根处成4小堆，构件之上压有朽木、漆皮和室顶石缝中渗落下来的灰黄土，屏风上装饰的铜泡钉洒落满地。东墙头断落的石件刚好落在屏风中部，把几件铜构件砸得残破变形，复原后发现，它们是屏风的人操蛇鎏金铜托座和蛇纹铜托座，各1对。其余还发现有青铜构件7件，包括蟠龙托座1对，朱雀1对，双面兽首3件和一些被砍凿下来的构件残段。令人惊喜的是，这些铜构件在去锈处理后，多数发现刻有数字编码，有的还有不同的榫卯套合关系，这让复原有了可靠的依据。
这座双面屏风左右对称，高1.80米、正面宽3米，等分3间，每间宽1米，左右的次间为固定屏壁，正中的明间为屏门，可以向后推开。两侧各有一页翼障，可作90度展开，成为一幅宽1米的翼障。屏风顶上两转角处各立1只铜铸的朱雀，两翼障上和屏门顶上各立双面铜兽首，翼障之下是托座。铜构件顶上都连着管状插座，铜朱雀的尾巴处还留有雉尾的羽根数条，附近的器物上也有雉羽残留，估计这些构件上原来都插有鸟羽作为装饰。屏门的顶部和翼障下面，都有鎏金的铜铸雕饰。两次间分别由人操蛇鎏金铜托座、蛇纹铜托座对称承托。
屏风位置还采集到十来片厚约0.2厘米、长短宽窄不一的象牙片，在同出的屏风边框木条中，凹槽内贴着一片象牙片，由此得知屏风的壁板插入边框凹槽内，若有空隙，容易松动，就用这些象牙薄片填塞紧固。
屏风饰有数百枚鎏金铜泡钉，这给考古学者们设置了难题：每颗泡钉间距平均以9厘米计，正背两面的12个边框共饰泡钉608枚，但屏风上装饰的鎏金泡钉除去朽坏的，仍有658枚，多出的这50枚应该装在哪里呢？到目前都还没有答案。
红黑卷云纹瑰丽世界观
吴凌云指出，楚地的漆器水平极高，“他说第二，谁敢说第一。”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漆器数量并不少，不过被发现时保存状况相对不太好，残损较多，许多装饰、材料等方面的细节也就永远遗失了。
出土时屏风位置上朽余的残漆皮中，有少许在黑漆地上用红白二色描绘了卷云纹，可惜都已经碎如指甲大小。考古专家们认为，屏风两面共12面竖幅都可施彩画，画的是什么？无法知晓。今天陈列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中的复原品，是在黑地上满屏通绘了红色的卷云纹，堂皇大气，颇具王家风范。
专家们在《西汉南越王墓多元文化研究》一书中指出，这种“红黑两色的卷云纹图案，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点”。卷云纹图案在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漆器或相关配件上较为常见，如东耳室出土的原来应该装饰在大博局、漆案等之上的金、银片，就多呈卷云纹形状；室中出土的两三件疑为漆盒的漆器，黑漆皮上隐隐现出彩绘卷云纹；西耳室发现的漆木箱、漆盒、漆盆上，也都有云纹、卷云纹；东侧室发现的镶铜框漆案，漆木上钉满卷云纹银饰片；西侧室的马蹄形漆盒盒盖侧面，也可看出漆地朱绘卷云纹。
这种“楚风”图案，也出现在墓室的壁画上。前室四周的墙壁、室顶以及南北两道石门和门楹上均发现有彩绘痕迹。朱红色和墨色彩绘的卷云纹图案遍布其上，笔触行云流水。
《说文》曰：“云，山川之气也。”云纹是楚、汉漆绘中最常见的纹饰之一。汉受楚文化影响极大，漆绘云纹更加盛行。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汉人笃信人有灵魂，人间之外还有天上的世界。还有学者认为云纹与叶片状纹样、龙形图案等相关。这种神秘浪漫色彩、灵动虚幻的艺术形象充满着生命律动，让人不禁联想起屈原、宋玉诗歌里瑰丽的世界。
楚人入“楚庭”楚风渐南越
南越王赵眜墓中出土的众多文物表明，在大约楚亡100年，秦亡84年后，楚文化对南越的影响仍然存在。春秋楚庄王时势力强大而成为霸主，彼时楚国疆域西到今陕西境内，北到河南南阳，东达钱塘江以北，南及岭南，涵盖的古民族组成和文化类型也非常丰富。
南越国虽由秦军将领开国，但楚人经营南越地远较秦人久远，若从楚共王“奄征南海”算起，至赵佗自王，已有350年左右；若从吴起相楚悼王“南平百越”算起，也有160余年之久。传说中广州最早的古称为“楚庭”，即表明了古人对楚越文化交流的认知。粤语的有些词可能就源自古楚语。楚地人群入南越，有学者推测首先是越过五岭越城、都庞、萌渚一带的低谷山口，经湘江、潇水、漓江、富江、贺江等水道，及今灵渠等当时的旱路构成的交通网，进入西江流域，此水路后经秦开拓、汉经营，早于梅岭古道而成为沟通五岭南北的发达水路，“两广”的称呼即起源于此；此外，还有一条主要线路是以连州为枢纽，主要经郴州经宜章、临武境入连州，也包括了很多岔路。
楚文化对南越的影响，一方面经由迁徙岭南的古越人族群间接传入，一方面应也存在着两地之间的直接交流。物质层面的影响可由岭南出土的南越国时期文物得见一斑，精神层面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楚文化甚至通过两广地区继续向南传播，中南半岛发现的一些战国时期青铜器，即带有楚器特征。
失蜡法浇注托座之美
人操蛇鎏金铜托座构件中，力士和蛇的形体均为自然的浑圆体，没有范缝痕迹。蛇与蛇、蛇与人缠绕处，均有蜡模的接痕和修痕，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李京华看来，这证明其为失蜡法铸造。分别做出力士俑和各条蛇的蜡模，再将其组合成为一体，经过造型、失蜡和焙烧，再将铜液浇注入内，即得到力士操蛇青铜托座。朱雀铜顶饰通体光滑无范痕，亦是精致的失蜡铸件。
学者指出，失蜡法是我国三大传统铸造技术之一，特别适用于铸造形状复杂、分型困难的铸件，“它是古代中国在产品日趋复杂而陶范法无法满足的情况下出现的新型传统铸造法”。这种方法在近现代仍有使用。
楚文化是一种“坚韧、乐观、开拓、创新、求变”的文化。(吴凌云)
双面兽首铜顶饰
装饰于屏风上部横坊上。头顶出双角，额顶正中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两肩和双耳向外伸展成相互绞缠的卷云纹样，终端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用以插羽毛。整件器物通体鎏金。
朱雀铜顶饰
在汉代，朱雀被视为主管南方之神，以朱雀为顶饰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汉文化对岭南的影响。
蟠龙形托座
该托座由一条龙、两条蛇、三只青蛙组成，龙的四只足踩在一个由两条蛇组成的支座之上，支座为双蛇合体，蛇身各卷缠一只青蛙，龙的四肢微微下蹲，一只青蛙伏在龙口之中，前肢抓住龙口的边缘。“蛇、蛙曾是古越人图腾，龙是中原人崇拜的四神之一，蛇缠青蛙，龙踩住蛇保护青蛙，似乎在讲述某个传说中的图腾神话故事，反映了多民族观念习俗走向一体化的过程”。
蛇纹托座
该托座正面1蛇背面2蛇互相绞缠，在右上角和左上角各有一组卷云纹带饰系于蛇身，又在绞缠的蛇体正中两面各连接着一个斜撑着地，与另一端下方的“亜”字形小础形成三点支撑。蛇是古代越人崇拜的图腾，卷云纹则颇有楚风，这是一件非常有地方特色的器物。
人操蛇鎏金铜托座
托座中，跪坐的力士用口衔蛇，双手操蛇的造型，力士低鼻大眼、着短裤与短袖葛衣、跣足，从服饰、体态看为典型的越人无疑，而食蛇也是古代越人传统。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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