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科创合作谱新篇

本报记者李振

大湾区科创合作谱新篇

如何利用“两制”叠加特点，充分发挥各地优势，一直是大湾区科创合作的重要课题。近日深圳市政协在多轮走访和调研之后，就河套地区的开发提出了一系列优势互补的新构想；而香港总商会联合汇丰银行、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发布的大湾区调查报告则指出，人员和资金自由流动是大湾区创新科技成功发展的关键。（董黎明）

导读

“一条深圳河将深圳与香港划分在两岸，而最能体现两地交融的莫过于河套地区，其拥有其他粤港合作园区不具备的独特地理优势。”

9月26日上午仍在广州开会的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顾不上吃午饭，就急忙返回深圳，终于赶在专题协商会开始前几分钟匆忙步入会场。

他要参加的是一场关乎“助力河套地区深港科技合作”的政协专题协商会。“半年的调研成果要浓缩在3个小时的会上讨论。我想，对河套地区而言，每位委员的发言都会十分重要。”因此，戴北方非常重视这次机会。

诚如戴北方所言，自今年全国“两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后，港深就筹谋共同开发河套地区。深圳市政协为此组织了5个小组，耗时半年，进行了广泛调研和论证。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河套地区是由新、旧深圳河道在皇岗—落马洲口岸东侧围合而成，面积约为87.7公顷。2017年，港深两地政府曾签署《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下称《合作备忘录》），明确在落马洲河套地区携手打造创新科技园区（下称“河套创科园”）。

作为此次调研的直接参与者，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为民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河套地区凭借毗邻深港的有利位置，拥有香港科研基础和深圳产业配套的双重优势，兼具“一国之便、两制之利”，已成为提升港深科创合作的重要抓手。

但深圳市政协委员、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也指出，由于河套地区覆盖深港多方主体，在如何发挥各自科创优势、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实现协同发展上存在诸多挑战。

独特优势：两地交融“两制”叠加

两地合作开发河套地区，深港筹谋已久。

从《合作备忘录》到林郑月娥特首的《施政报告》，河套地区一直是深港合作重点之一。方舟分析说，一水之隔而又相互交融，决定了这一区域的特殊性。

“一条深圳河将深圳与香港划分在两岸，而最能体现两地交融的莫过于河套地区，其拥有其他粤港合作园区不具备的独特地理优势。”方舟说。

他在调研中发现，虽然河套地区深港两侧用于发展科创产业的土地面积仅有4平方公里，却蕴含着打造国际变局中自主创新推动平台、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平台和丰富“一国两制”实践、深化深港紧密合作关系平台的有利契机。他甚至将上述三大核心平台称为“深港、大湾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希望之地”。

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洪为民更为看重河套地区的“两制”叠加优势。

洪为民多轮调研后发现，香港国际化的背景、高端的设备、完善的金融体系及司法制度对国际人才和研发机构有极大吸引力，唯在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能力上有不足。相形之下，深圳拥有强大的科研产业实力、领先的部件制造和量产能力，高新技术产业配套完善，孵化出了腾讯、华为、大疆、比亚迪等一大批世界知名企业。数据表明，深圳科研投入已达GDP的4.05%，而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先进制造业产业地图”上，深圳位列中国先进制造业竞争力20强城市榜单第二名。

因此，在洪为民看来，坐拥香港科研基础和深圳产业配套双重优势的河套地区兼具了“一国之便、两制之利”。

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同创伟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CEO黄荔也颇为认同洪为民的观点。她认为，港深两地各自拥有傲人优势，亦存在互补空间。优质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完善的金融及法律生态、自由的信息环境、国际化的人才，令香港在区域内保持难以替代的地位；而完整的科技产业链、丰富的创新科技领军企业、活跃的科创生态则让深圳在全球科技大潮中崭露头角。

挑战：产学研协作尚未打通

河套地区备受深港两地政府重视，但在实际开发过程中，河套地区却因覆盖了深港多方主体而面临重重挑战。

方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港深南北两侧园区分别处于两个关税区内，目前各自为政，并未进行整体规划，分工亦不清晰。“当年前海提出要发展成离岸金融中心，香港就表示疑虑，虽然后来各自定位逐渐清晰，但也为深方向国家争取政策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他说。

此外，深圳一侧园区内的规划已包含福田保税区和皇岗口岸区块，出现了深圳市政府多个职能部门、福田区政府、海关、边检等多个主体“群龙治水”的局面。

方舟认为，在顶层设计环节如何把握全局、协调各方，避免两方重复建设，平衡发展、汇集优势，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黄荔则在调研中发现，“港深两地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成果落地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严重障碍，同时也是落马洲河套地区深港合作亟需解决的问题。”

“尽管香港拥有国际领先的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但由于两地产学研之间的协作并未打通，中间缺乏共性技术和产业化技术对接环节，港深科技转化和产业化落地成果不多。”她说。

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则表示，当前深港两地在科研要素跨境便利流动方面尚存障碍。

“科研人员、科研仪器设备及实验用品、科研基金和数据信息对科研发展必不可少。但事实上，目前中央层面的科研资助已允许入境香港，但广东和深圳市的科研资助尚未向香港放开。”陈十一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任何一项要素的缺失和低效，都有可能拖慢科创发展的进程。”

方舟还指出，深港科创产业发展路径的不明朗，加大了两地合作开发河套地区的困难和挑战。

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的情况看，根据深圳对河套地区深方科创园的新兴产业最新规划，深圳将着力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研发与产业，而香港特区政府在2018-2019年度财政预案中，也预留了500亿港元，集中发展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等产业。

“目前深港两地在很多领域的产业发展路径都有重合，如何避免形成竞争关系，需要双方深度探讨。”方舟说。

新构想：香港下蛋，深圳孵化

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坦言，深圳的发展史就是深港的合作史。“深圳市80%的境外投资都是通过香港"过境"的。”而要应对前述挑战，关键在于如何使“两制”阻碍变为优势，让深港实现相互“借力”。

而“借力”就需要在河套地区开发中落实新构想。洪为民建议，要借助河套创科园得天独厚的位置，采用“香港下蛋、深圳孵化”的协同模式，由国际顶尖研发机构在河套地区进行科研，把成果放在深圳孵化及产业化。

全国政协委员王明凡建议，要在河套地区推动建立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机制。“香港基础科研力量雄厚，而深圳产业化效率更高，双方应建立协作机制，提供全产业链的支持性综合服务，使创新科技服务体系更完善，实现科研成果直接在河套地区及大湾区城市范围内进一步产品化、商业化、产业化，优势互补，避免同质竞争。”

王明凡认为，在结合深港力量之外，河套地区还应做好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服务配套对接，借力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创新力与制造力，再加上大湾区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和物流配套，形成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全的“超级产业链”。

深圳市政协课题组在调研后给出的报告中建议，深港两地政府可借鉴国家其他成熟跨境合作区，如珠澳跨境工业区、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等的做法，将河套地区定位为“"一国两制"要素跨境流动特别示范区”，争取获得中央部委综合授权，推动河套地区“一揽子”优惠政策试点，与前海共同升级为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级战略平台。

为解决协同创新分工难题，深圳市科创委牵头编制了合作区的科技产业规划，明确以微电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布局相关的科研项目。“未来，河套地区深方将实行科技产业准入制度改革，建设新兴产业标准规则创新先行区，与香港共同合作发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王立新表示。

而在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兼职副主任、广东省政协委员马少福看来，河套地区如果运作得好，可以激活深港要素资源，也可以作为深圳提升自身科技创新的平台和跳板，以此强化与香港和国际科技创新的密切关联。

“这是河套地区最大的价值所在。”他建议，深圳沿着“引进—模仿—吸收—改造—创新”的路径，利用内地市场、产业配套、国家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优势，培育自有高级要素，并以适当方式和途径对外输出和交易。

“双方应该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科技人才、科研资金等研发资源要素向河套地区流动，还要开放高级要素市场交易、开放现金技术等出口，有效实现先进要素进口。”马少福说。

洪为民认为，政府在推动科创发展过程中，必须发挥作用去降低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阻力。深圳恰可利用河套创科园平台，积极探索科创资金“过境”安排，让香港获得更多科创资源，增强科创产业的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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