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中记（1）

段作文

如果没有这场瘟疫，我原打算在春节期间写点东西的。疫情发生后，除了工作需要，我几乎没写过一个字，但有很多人写出了不少感人的东西。读着那些字字如血的文章，我脑子里整天胡思乱想着，觉得自己写不写都无关紧要了，甚至有那么几天，觉得干什么都毫无意义了。这一个多月里，下班一回家，我就觉得很累。每天站着，腿累，每天看着病例、病亡人数和受疫情波及的国家越来越多，心累。

如果没有这场瘟疫，此时此刻我应该坐在社区图书馆里，与那些熟悉或陌生的读者交流着，或者捧一本书安静地读着。但是自从我返回深圳后，每天都在社区忙碌，那图书馆的大门仍紧紧闭着，至今仍不知道何时可以开门运营。按照单位年前的放假通知，正月初七正式上班，年前回家时我便预定了初六回到深圳的火车票。但是正月初二上午，工作群突然发来通知，因“抗疫”需要，非疫区的省外工作人员须于初四上班。关于这次疫情，武汉封城之前我已从新闻和医生朋友的交流中略知一二，尽管单位说有事不能及时返岗的可做情况说明，但我知道，越往后返深的人会越多，感染的风险和单位的工作量会更大，我便赶紧和妻子商量退票，然后重新购买了当天的火车票，以便准时回深圳上班。

我们的突然决定令年仅五岁半的小女儿很不开心。她一个劲儿问我干吗这么快出门？我说不出什么道理，我说爸爸要挣钱啊，你马上就要上学缴学费了呀。她说那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呢？我说你放暑假吧，你姐姐今年考大学了，我不回来你妈也会回来的。我一边跟小女儿交谈，一边催促妻子收拾行李，因为我们是下午6点多的火车票，得提前动身。

小女儿比较好哄，老人们心里却挺难受的，毕竟我们在家只待了几天。挤上前往火车站的公交时，看着每个人都戴着口罩，想着老人和孩子们在老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的眼窝子便湿润了起来。在除夕的头天夜里，我去镇上的药店仅购得十个口罩，我和妻子带走四个，余下的留在了家里。疫情才刚刚开始，千万级人口的大武汉史无前例地封了，家人们竟连起码的防护品都没有，我心里很是着急，赶紧向行医的弟弟打电话，问能否帮忙买几个口罩。他说实在没办法啊，医院里最缺的就是口罩。后来我又问了几个医生朋友，得到的答复基本一致，甚至有人说哪个部门昨天丢了几个口罩，相关领导都挨批了。

车行至城北时，司机说下午三点全市公交将停运，我便越发担心起来，赶紧发朋友圈，希望有人能帮忙“找”几个口罩。几分钟后，车离开了广安市区，一个高中同学发信息说她家里有几个口罩，可以给我们两个，大不了以后少出门，下午多买些食品回来。我说快到火车站了，到了深圳再说吧，到了深圳肯定有办法的。

火车到达广州时已是第二天晚上七点，从省站前往深圳的班车仅开通一条去龙岗的线路。从龙岗再倒几次地铁，我回到沙井时已近初四凌晨一点。赶火车长途非常辛苦，想到天亮后得去单位报道上班，想到火车上人们谈论着武汉的严重性，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

第二天到了单位，我才知道深圳的口罩也很紧缺。与同事们见了面，大家问我是否经过武汉，要不要在家“休息”几天。我说火车上人不多，都戴着口罩，没经过武汉，可以上班。同事阿奎说他年前买了一批口罩，大部分捐给沙井人民医院了，单位每人每天只发一个，我车上有几个，可以给一个你拿回家。

刚到单位那几天，大街小巷空荡荡的。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去了社区协助防疫，我和图书馆的同事则负责场馆消毒工作。我们每天准时报到，相互间尽量少交流。大家都戴着口罩，病号一样。新闻里说尽量别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我租住在步涌，步行去单位得四十多分钟。每天早晚走在大街上，眼前的每一棵树每一栋楼，看上去都生病了，我自己似乎也病了，脑子晕乎乎的。

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社区需要更多人帮忙。在当时，深圳和上海等一线城市被认为是武汉之外疫情最有可能暴发的地区。每天看着新闻，闻着消毒水味儿，空气里的每一粒尘埃似乎都沾满了病毒。全国各地都在响应号召不出门，不扎堆。如果去社区，每天面对南来北往的陌生人，谁的心里都会紧张。作为最基层的工作人员，我的很多同事都不是党员，该上的还得上，能搭把手就得搭一把手。我们单位挂点马安山社区，下沉社区的第一周，我每天就去社区各岗亭测体温，登记行人信息。那时返岗的人不是很多，每天的工作量不是特别大。但元宵之后，各岗位就忙了。

那些天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岗亭保安员。他们两班倒，年前半个月就未休息过了，而且多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我记得有一天，其中一个女保安因血糖过低晕了。所谓血糖过低，大多源于营养不足，伙食不好，过于劳累。那时候天气比较冷，他们的盒饭看上去也比较差。他们就那么在岗亭边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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