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校园计划的经验到底是一种精神遗产,还是可以发芽的种子的话题,无论在中国建筑学会的年会论坛,还是在以“边界突围——从"新校园"探索一种新的城市设计管理模式”为主题的展览开幕论坛,或是其后的“多方共谋,创造美好校园”、“建筑教育与教育建筑”对谈环节,似乎都是绕不过去的焦点。
策展委员会联席主席、东南大学建筑国际化示范学院教授顾大庆认为,若干年后,当人们回顾这一事件时,“一定会说这件事能够实现,实在是深圳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将联展的成功归结于“策展委员会的学术性定位以及拥有选择建筑师的最终决定权,采取提名和公开报名的方式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建筑师参与,而经遴选产生的建筑师们付出了超常规努力,整个过程中,参与联展的各方力量突破行业舒适圈,在困难中寻求共识,以及一位具有理想和充满热情的联展总策划及其高效有力的管理团队。”最后,他留给大家的问题意味深长:“新校园行动计划的经验能够复制吗?我们应该复制什么呢?”
在周红玫以《走向新校园—从策动到行动》为题的演讲中,她提到新校园行动计划带来的“共享共建共谋机制”为以往效率至上而失去童趣的校园范式注入新的活力和想象的同时,使得高密度校园的丰富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这些尝试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功能和美学,将对深圳的教育改革、城市发展、社区建设以及设计产业产生深远影响。”她尤其强调与计划同时推行的“校舍腾挪”策略模式所蕴藏的意义和价值。
因为参与“8+1”的9所学校都是原址改扩建,有长达两到四年的建设周期需要原地交叉腾挪以轮换施工,异地腾挪的“诺亚方舟计划”于是横空出世。通过利用城市闲置土地,以临时性、灵活性的轻型建筑产品,破解城市学校改扩建带来的突变性短期校舍需求难题。“这是一种城市空间运筹学,模式扩展性很强,可以推广到其它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上。尤其是梅丽小学腾挪校舍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工程项目,无论是梁柱结构,还是空间品质,都是有建筑学意义的作品。”校舍腾挪模式也在不断优化和迭代。继2018年完成梅丽腾挪后,这套由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朱竞翔团队开发的轻钢结构建筑系统也落户龙华,只花了四个月就把城市闲置用地转化为两所轻量易建学校,2020年罗湖区也刚以这一系统完成了两间易建学校……
在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发起人之一、未来+学院联合创办人黄伟文看来,腾挪校舍这样的临时性过渡校园,完全应该“不止于腾挪过渡的定位,可以上升为一种解决学位不足的更灵活有效甚至是更可持续的策略。”他认为,在学位最紧张的高密度城区的空旷公园或其它闲置用地上,闪建临时校园既可用于改造腾挪,也可快速增加学位,在学位不再需要时可以拆除复原,或改为其它公共文化设施甚至养老设施,由此为高密度城市里的孩子提供低密度、接地气、更环保健康的教育成长环境,某种程度上是对高密度城市空间规划分配结构失衡、尺度超大广场绿地使用效率不高的一种纠正,符合开拓创新的深圳精神。”
黄伟文将“走向新校园”活动视为“一次针对城市建筑具体议题、兼顾实践需求和学术探索、集策/竞/评/展/出版于一体的解决城市难题的创新方法论探索”,“对未来深圳教育建筑的品质追求,从而触发的对现有校园改造建设操作流程的重新"设计"、包括对各相关建设部门路径依赖与"舒适区"的"折腾",并且能动员如此广泛的专业与社会资源(包括作为用户的校方)参与、最终取得如此丰盛殷实的成果,令人意外和感动之余也可见复制上的难度。”
都市实践联合创始人孟岩认为:“到底新校园计划是一次"快闪"、一个快速聚集、快速消散的事件,还是一种新常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便在深圳这样一种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新校园计划亮丽灿烂的成果背后,我所经历的整个过程实际是异常艰辛的,每一道防线都要突破,需要全能特种兵的打法。”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副总规划师朱荣远坦言,不希望这次建筑联展带来的启发、成果只是一次机制创新的“快闪”或者昙花一现,“我们更愿意它沉淀下来,能够成为深圳下一步机制创新、完善和优化的动力。”他认为,当天开幕的展览“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真正的建筑联展其实贯穿于新校园计划的每一个环节,从讨论公告开始,形成那些价值观以及过程中每一次的争论、冲突、妥协……它所呈现的过程彰显了深化改革、创新机制的难度,但又是深圳精神一次新的薪火相传的鲜活事例。”
前方,一场亟需全民动员的攻坚战正等着深圳:未来五年,新增74万个学位的巨大挑战,或许就像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曾群所希望的那样,那将意味着一种充满韧性、弹性的决策机制,能够长时间地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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