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嘲笑“杞人”

《什么是科学》吴国盛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版

□ 叶德卫 （龙岗区教育局副局长）

去年，龙岗区教育系统的几位阅读爱好者成立了一个小型读书会。大家每月共读一本书，以文会友，各抒己见。最新一期的“教师读书会”，大家共读了清华大学科学史教授吴国盛先生所著的《什么是科学》。本报现选登部分教师文章。

初读本书序言时，就意识到，自己对“科学”这一再熟悉不过的词其实缺乏真正的理解。虽然日常总谈到这个词，但科学的概念从何而来？它的真正内涵、边界和独特性是什么？人类历史何时产生了科学？如何判断什么是科学？科学对人的思维方式、社会文化环境和教育有些什么要求？

于是，之后的阅读跟随着作者不断探寻科学的本源和发展历程，纵览科学对中西文明进程的影响；同时，阅读中也生发出诸多关联、疑问和思考。

简言之，在作者的探寻中，科学并不是现在我们所认为的全人类普遍具有的技术能力或者高智力。不是所有文明都能自然地发展到现代科学的方向。

科学起源于古希腊人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西方历史上科学有两个前后相继的形态：首先是希腊科学，之后是近代科学。希腊科学是非功利的、内在的、确定性的知识，典型代表是演绎数学、形式逻辑和体系哲学；近代科学继承了希腊科学的确定性理想，但增加了主体性、力量性诉求，主要代表是数理实验科学——由其发展出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从19世纪开始，陆续转化为相应的技术，引发了相关的产业革命，成为今天具有显著实际用途、支配人类社会发展、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主导力量。

作者探寻科学起源时着重对比了中西方的人性假设和人性追求。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提出后，产生了很多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精神层面做出解释的假设和理论。本书认为希腊科学源自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华文化则是典型的血缘秩序、熟人文化，其人性理想是仁爱主义，由此产生的最重要学问是伦理学和实践智慧，而不是知识论，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不是科学。

我想，世界是丰富多元的。东西方文明在各自源远流长的发展中产生、得到和强化了它们所需要的思想。全球化进程还在继续，我们要保持中华文明的活力和先进性，使国家更强大、人民生活更美好，就必须在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继续努力、不断赶超，创造出更前沿的科技成果。而科学发展和创造需要对真理的追求、对未知的好奇和以求知为乐趣的自由心态。如果还限于单纯功利主义目的的学习和运用科学，只把科学当成工具和手段，则原创性、基础性的科学理论和研究始终难以产生和发展强壮。就此而言，作为大学教授，作者对“什么是科学”的追问也如本世纪初钱学森先生的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对改造和优化教育现实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阅读中，我想到“杞人忧天”的故事。《列子》中写道，杞国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忧“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还忧“奈地坏何”。其实杞人所生发的正是对天地、星月和宇宙的疑问，这是科学求真探索的起步。但一直以来，我们文化中的这位“杞人”是庸人自扰的代名词，被大家嘲笑至今。现实中，不乏这样有探索意识的“杞人”没能被保护、鼓励和支持，于是提出问题和创造的火苗刚燃烧起来就熄灭了。

事实上，科学革命首先要有对自然现象充满好奇、想象和悟性的人，这种特质与生俱来，但要被保护和支持才得以激发。我们过去靠灌输儒家哲学经典和科举制度来实现稳定和统治，使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悟性的人也不得不进入到面向“过去”的学习中，其视野不能投向自然研究。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已越来越深度参与到全球化发展的建设中，学习科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制度性障碍已消除，人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能发挥出来。相信随着我国对科学发展的更深入理解和自觉担当，我们会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上作出大国贡献并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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