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县志》（嘉庆版）：“深圳速度”修成的百科全书

《新安县志》（嘉庆版）。（资料图片）

2018年10月，密藏于北京330年的《新安县志》（康熙版）首次“回家”，在深圳“文脉深圳 数典问祖”系列活动中隆重亮相。得知这一消息，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带队把一部续编于清朝嘉庆年间的《新安县志》送到现场。这也是有史以来两部古代深圳地方志首次同时同地公开展出。

《新安县志》（嘉庆版）比《新安县志》（康熙版）晚120多年，所载内容更为详实，图画更加精美，是业内公认的古深圳百科全书。清朝史志大家阮元赞其“酌古征今，繁简有法”，可与唐代史志巨著《元和郡县志》媲美。

公元1815年春，江西靖安县人舒懋官从广东梅州调任新安县知县后，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新安县已120多年未修志。按朝廷规定，各州县每一甲子（60年）就要修志存档，一旦朝廷需要适当调整即可呈交。他翻阅离得最近的《新安县志》（康熙版）时，发现书中所记的新安境域、边界等都发生了变化，且“词句既欠剪裁，体例亦未完善，既如县治沿革，莫辨源流，四至八到，悉皆舛错”。续写县志成了一项重要工作。

深谙官场规则的他很清楚，续写县志的时机还没到。此后他充分利用下乡办案或调研的机会，或搜集民间文献和资料，或找乡村故老访谈，或考察界域情况。他为勘测零丁洋的航路，“驾帆于鲸波骇浪中，危险莫测”，最终获得第一手资料。

转眼到了1818年冬，新上任的两广总督阮元饬令广东各州县加紧修订地方志，以备编撰《广东通志》。舒懋官决定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为新安留下一部好“家谱”。

1819年3月，舒懋官的同乡兼好友王崇熙来新安县游玩。在舒懋官的盛情邀请下，王崇熙答应续修县志，全权负责编修事宜，新安县府则提供经费、资料及后勤支持。王崇熙先回到故乡江西抚州南城，找来博学多识的陈震川、陈登元、黄凤鸣、杜道周等，作为修志的班底。他们到新安县后，入驻县里的最高学府，也是修志办公室所在地凤冈书院（今深圳南头中学的前身）。外力到位，舒懋官让本地才俊及凤冈书院学子曾省、廖鸿、郑振勋、吴懋修等人加入修志组，参与编辑、校审等具体工作。

当年4月，修志工程正式启动。除了舒懋官适时到现场提供口述材料外，20多人轮番编写，星夜赶工，终于在6月底完成了最新版的《新安县志》。效率之高，世之罕见，可谓古时的“深圳速度”。县志进呈两广总督府。总督阮元与协纂《广东通志》的广东督粮道分巡卢元伟读完此书后，赞不绝口，欣然为之作序。

作为《新安县志》（康熙版）的唯一续志，《新安县志》（嘉庆版）内容更加详实、准确，如在舆图方面就增加了新安沿岸岛屿海防图。全书分为沿革志、舆地略、山水略、胜迹略、人物志等24卷15万字，全面反映了深圳及香港地区的地理、经济、人文、习俗等，为后人研究深圳历史、地理提供了大量高价值的史地材料，可谓古深圳的百科全书。

《新安县志》（嘉庆版）在前志基础上增加记录了新安县沿革及境域变化情况。如“海防略”卷的版图中记录有香港境内大小县及附近岛屿，确定香港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介绍境域变化的同时，此志详细记录了新安的人口变化情况。书载，明万历元年（1573年）设新安县时，当地官民共33971人；编志前一年即1818年全县人口239115人，240多年间增加7倍多。新增人口中，大多是外来人员，比如清初为避台湾郑氏乱，迁沿海客家人到新安。这期间也是深圳经济的第一次强势增长。时至今日，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深圳的人口从1979年建市的30万增长到2020年的1300多万，经济按正比飞速发展。抚今追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深圳的发展与移民潮密不可分，二是国家治理政策对地方经济起决定性作用。

此志的另一突出特色是真实记录了新安县的文化教育成果。据“风俗略”卷载，南头信国公文氏祠则是本地学子参加乡试、州试或省试前复习功课专用地；除县城设有各种书院外，大多数乡村多办有家塾、祠宇。种种记录表明，深圳从来就不是“文化沙漠”。

舒懋官编成《新安县志》并付梓印行后，即告老还乡赡养父亲，提携后进，颐养天年。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此后清廷腐败，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民国战乱频繁，抗战风云迭起，新安县处于沿海要地，不但以前的县志大多遗失，100多年间也无人修志。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首届社会主义地方志编修工作的全面铺开，政府组织修《宝安县志》、《深圳市志》等地方志时，《新安县志》（嘉庆版）才再次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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