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父吾母（2）

得整整洁洁，让我们生活得舒心、快乐、无忧无虑。

母亲是个十分要强的人。我想，悲惨的童年、被奶奶看不起的经历，都在她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她渴望通过全家人的努力，改变现状，建设一个富足、美好的家庭。但是，接连而来的挫折与打击，让她几乎垮掉。从此，她的身体与精神状态急转直下，成了一个常年卧病在床的人。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家因养了一头母牛，连续生了两头小牛，第一头小牛长大后，母亲便与父亲商量，只留下那头最小的牛，而把母牛和第一头小牛卖了，买一台手扶拖拉机，这样耕地的问题就解决了，农闲时候，还可以拉砖运货，比总是盯着地里那点出产要好得多。父亲同意了。

我们都很兴奋，要知道，当时在整个村子里，也只有两三台拖拉机。

牛很快就卖出去了，一共卖了3000多块钱。过来人都知道，那时的3000块钱是怎样一笔巨款。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去哪里、由谁去买拖拉机。

不知怎的，这事被我叔叔知道了，他自告奋勇，前来游说父亲母亲：“可以去Z城买，那里有我认识的人，由他们帮忙，至少不会被骗。”

母亲坚决不同意。这几乎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底，怎么能交给一个外人呢？是的，在她眼里，叔叔就是个“外人”。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怎么商量的，总之是，由二哥陪叔叔一起去Z城买拖拉机。

但第三天，二哥就只身而返，说是生病了——也确实生病了。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陷入了颓靡，她喃喃地说道：“完了，完了，那些钱……”

父亲安慰她道：“不至于吧？”

母亲道：“你等着看吧。”

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叔叔终于没有回来。

母亲病倒了。

在农村，家里的顶梁柱病倒了，绝对是一件天大的事。母亲卧病在床，家里做饭的任务就落在了姐姐身上。姐姐没学过厨师，但做菜很好吃，我怀疑就是母亲卧病期间练出来的。但母亲并不敢病太久，身体稍微好转，她就开始重新承担自己的角色。只是，很明显，她的身心创伤短时间内是无法愈合的。此后，断断续续，她总是生病，动辄就需要卧床几天。

几年后，叔叔回来了。他给出的解释是：Z城太乱了，他在买拖拉机的过程中，钱被偷走了，直到选好了拖拉机，准备掏钱时，他才意识到，那笔钱不见了。他感到没脸回来，就在外面流浪了几年，平时靠在建筑工地干活为生。

父亲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他们都知道，叔叔在说谎，估计叔叔自己也知道，他们知道他在说谎。

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向哥哥嫂嫂说一句“对不起”，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有多严重：它使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水平倒退了至少十年，使母亲的梦想碎了一地。

此后，叔叔结婚又离婚，仍然像以前一样，时不时地到我们家蹭饭吃。他待我很好，偶尔会给我点零花钱，两毛至一块不等，让我去买糖果吃。对于孩子来说，两毛已经不算少，一块更是巨款。

母亲不再跟他说话，也不再掩饰对他的厌恶和鄙夷。他自知理亏，也只能佯装没看到。但母亲对叔叔，厌恶是厌恶，鄙夷是鄙夷，除此之外好像也并未做出过什么过激的事情。而每次做饭，若知道他要来吃，也还是会比平时多做一些。我们经常在背后笑话母亲是林黛玉，爱哭，小性子，却不知道她其实比我们都大度。

还有一点，使母亲对叔叔的憎恶又增加了几分，那就是他的嗜酒如命。村中好事者知道他爱喝酒，只要有酒局，总爱叫上他；我们家如果有客人，他也会凑上来；当着客人的面，父亲和母亲又不好意思赶他走；到了中午或晚上吃饭时，他自然也就成了酒席上的一分子。他以主人的身份陪客，劝菜劝酒，一杯一杯复一杯，经常是，宴席还没结束，他就喝醉了。

母亲最厌恨的，不是叔叔自己喝酒，而是把大哥也带成了酒鬼。大哥为家庭付出良多，我家最初通电，买电视，几乎都是他的功劳。但他婚姻不幸，心中悲苦，常常借酒浇愁，一喝醉，就拉着父亲、母亲或其中一个弟弟诉苦，哭哭啼啼，颠三倒四，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句话，经常一说就是两个小时，直到耗尽倾听者的最后一丝耐心。母亲常常背后叹息：“一个大酒鬼，带出一个小酒鬼。你们老李家都出了些什么人啊！”

我若在场，会用一个玩笑来冲淡她的悲痛：“不是还出了个大学生吗？”

玩水者死于水，酗酒者死于酒。十几年前，我叔叔因醉酒骑车回家，被车撞死，肇事司机趁夜逃逸，至今也没抓到；几年后，大哥因喝酒诱发心肌梗塞，死在知天命之年。

就这样，继奶奶去世之后，家里又少了两口人。父亲失去了弟弟，也失去了儿子，母亲失去了儿子，我们失去了大哥。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而这种惨剧竟然落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头上，老天真是残忍。

我从小是姐姐带大的。姐姐继承了母亲的诸多特质：勤劳，正直，要强，刀子嘴豆腐心，眼睛里揉不进沙子。她在初中时就辍学了，提前踏入社会，打工挣钱，贴补家用。她在深圳打工多年，后来又转到郑州，做过好多行业，挣钱不多，辛苦不少。她挣的钱，多数都会寄给家里。母亲经常劝她：“挣的钱尽量自己攒着，以后你还要嫁人呢。”但她还是照寄不误。高考结束后，有一个长长的暑假，我去郑州看她，她曾经哭着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让我听了之后，心中一阵酸苦。我上中学时，是住读，每周回家一次，带些换洗衣服，拿点腌菜，补充些生活费什么的。有一次，在准备返校时，母亲翻遍口袋和抽屉，都没找到一分钱，没办法，只好去村里借，但问了三四家人，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最终在一个婶子家借到了五块钱。母亲把钱递给我时，脸上并无异样，但我前脚刚走，母亲就哭了，为我们一眼望不到边的贫穷，为她刚刚所受到的羞辱——至少她认为那是羞辱。自那之后，姐姐就暗自发誓：不能让母亲有任何一个时刻缺钱，无论多少。

我能顺利上完初中、高中和大学，全赖姐姐资助。父亲和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等你以后有本事了，可以忘了我们，但不能忘了你姐姐。”

我说道：“放心吧，我既不会忘了姐姐，也不会忘了你们。”

然而，令我万分惭愧的是，步入社会十八年，我尚无余力报答姐姐，反而仍然在接受她的关爱与付出。我恨我自己是个没本事的人。

最煎熬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我上高中那几年。那时母亲的病日益加重，重到无法正常生活，只能天天躺在床上。每次周末回家，我都心怀忐忑，只怕母亲的病又加重了。但终于，我还是硬着头皮推开了大门。还好，母亲像上周末一样，仍然安静地躺在床上，看到我回来，就转过脸来，问一声：“回来了？”邻村的医生几乎每天下午都来，看他用各种仪器这里量量，那里照照，然后又是打针，又是开药，忙而不乱，快而有序；然而，一天天过去了，母亲的病却总不见好。于是父亲又拉着她去县城的医院或别人介绍的各色“名医”那里去，但检查的结果总是无法统一，有的说是胃的问题，有的说是心脏的问题，还有的说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只能各种治疗方案都试一下。这就是所谓的“病急乱投医”吧。于是我只能无数次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打针和吃药，针扎在她身上，就像扎在我身上，药灌入她的喉咙，就像灌入我的喉咙。那个时候，我已经饱受失眠之苦，因为我一闭上眼睛，脑中就浮现出母亲消瘦而痛苦的面容。我开始害怕天黑，害怕睡觉。

暑假里的一天，我上完补习班，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回到家里，从堂屋找到东屋，却看不到一个人影。我心中莫名地生出一丝恐惧。赶紧冲出大门，却看到父亲背着母亲匆匆地回来了。他把她安顿在床上，等她睡去，才跟我悄声说道：“你母亲一个人在村子南头的池塘边坐了几个小时，过路的邻居说，她两眼呆呆的，一直盯着水面，好像有点想不开似的，他担心出事情，就赶紧去叫我，我当时正在地里干活……”

此后，父亲再下地干活，就在一辆人力车上铺上席子，放上毯子和枕头，拉着母亲同去。盛夏之日，早上、中午或黄昏，一位丈夫拉着自己的病妻在乡间小路上缓慢而平稳地走着，成了当地一景。

我在上学，哥哥、姐姐都在外地打工，那段时间，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父亲又要干农活，又要做饭，又要照顾母亲，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支撑下来的。

一年之后，邻村的医生已经由他的儿子接班了，而母亲的病还没好。年轻的乡村医生性格乐观，爱说笑话，他一边继续给母亲打针、开药，一边不停地变着花样鼓励她：“你这不是病，是老天爷给你安排的一道灾，等灾消了，就没事了，等你五六十岁的时候，你的身体比我们还要棒呢，你就等着享福吧。”

回头他又吩咐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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