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几几”年的写作和思考

□邢哲夫

20世纪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公元前500年左右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西方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东方兴起了老子、孔子为代表的道家与儒家思想；印度则出现了释迦牟尼为代表的佛教思想，它们开启了人类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思考，奠定了人类文明的底色，是人类文明的“轴心突破”。

纵观人类的历史，这样的“轴心突破”其实并不只是发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德国学者汉斯·吕耳说：“十八世纪是一个启蒙的世纪。”然而，启蒙却并非西方的专利，东西方的哲人、诗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类似的声音。孙德宏的《凝望——一七几几年曹雪芹康德们的故事》一书所述，即中西大师在“一七几几”年不约而同地思考着同样的启蒙问题。

1724年出生的康德，在哥尼斯堡老家的小道上完成了“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的思考，这便是西方哲学史上著名的三大批判。而同年出生的戴震，也通过其乾嘉考据的实学之功，演绎出了“古之言理者，就人之情欲求之”“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厘不爽之谓理”“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的惊世论断。同样是1724出生的曹雪芹，写出了悲金悼玉的《红楼梦》。同年诞生的文化大家还有纪晓岚，人们都知道他是《四库全书》的总编纂，但他也和“借鬼狐说教”的蒲松龄一样，通过其《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怪力乱神，隐微地传达着人性解放的呼声。

从历史年鉴学派的角度看，1724年可谓文化史的“万历十五年”。《凝望》梳理了“一七几几”年的时间轴：在50多年后的1781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问世，纪晓岚编纂的《四库全书》成书，而莫扎特从宫廷辞职，开始了自由创作之路。

《凝望》一书别出心裁地以人物为经，以时间为为纬，让时间轴大体相近且神韵相似的东西方大师们“分组对话”：戴震用“人性乃人之大者”回答了“人性是什么”的问题，康德用“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回答了“人是什么”的问题；曹雪芹在历经离合悲欢、世态炎凉中，用情天恨海的红楼幻梦安顿大荒无稽的生命，而歌德通过为情而死的维特跻身上流，又在浮士德式对情的超越中谢幕，以思与诗的辩证回答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的亘古问题；袁枚以风流放浪的一生，在逼仄的清王朝中找回性灵；席勒以战斗的姿态，在民众的欢呼与王侯的高压下，写出了世界公民的《欢乐颂》；扬州八怪在有才就任性的兀傲和迎合萌芽的“市场”中“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韩愈语），而莫扎特、贝多芬等“德国七大师”也在与宫廷及市场的周旋游走中，顽强地捍卫着心灵的自由、人格的独立……

孙德宏以茨威格传记作品《六大师》般的激情和文采，讲述了一个个天才如何用生命来写作和思考。当然，《凝望》一书并没有止步于大师们的生平叙述，而是在此之上进一步追问大师们何以不同？中西文化何以如此？《凝望》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审视十八世纪的中国启蒙萌芽，由此引出一系列深入思考，既把握了中西文明的共同宗旨和共同趋势，又在具体问题上解释中西文化之特质、中西社会之差异、中西历史之不同，非常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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