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时期的十三行场景。 (资料图片)在传统上,广东人是以会做生意出名的,“四民之中,商贾居其半”。明、清两代,全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明朝虽然实行海禁,但官方机构市舶司垄断的“四夷朝贡”贸易,则不在禁例之内。嘉靖皇帝撤掉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只留下广东市舶司,作为中国海上丝路的唯一通道。
广东商人纷纷打着朝廷的旗号,造船出海,拓展贸易。广东人做生意的本事,如有天授,几年间又把广州变成“百货之肆,五都之市”了,内地货品经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称为“走广”。
即使在朝廷把“通番”悬为厉禁时,广东民间与海外的私相交易,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并愈做愈红火。当时的刑部尚书郑晓跑到广东一看,“人逐山海矿冶番舶之利,不务农田”,令他印象深刻,后来在文章中再三感叹。
郑和七下西洋,七次都要从广东过境(其中一次从广东出发),可见广东在远洋航线上的位置,无可替代。
十三行兴起
由于海上丝路一枝独秀,带动全省的丝织业、陶瓷业、冶铁业,以及蚕桑、甘蔗、茶叶、莞香、果木等农业生产,一派蓬蓬勃勃的景象。人口也随之急剧增加,新城镇不断崛起。珠江三角洲的市镇,在1415年前后仅33个,到1602年已增至176个。这时的广州城,金山珠海,无限繁华,恰似三千世界笙歌里,十二都城锦绣中。屈大均亦不禁叹为观止:“番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
此时,广州至世界各地的航线,愈开愈多,已可到达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东南亚、日本、俄罗斯和大洋洲,全中国的对外贸易,都流向了广州,十三行的货仓大都在黄埔一带。
康熙年间,在经过长达28年海禁之后,朝廷终于开海贸易,设立了粤、闽、浙、江四海关,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洋”的策略,凡外商来华贸易或办理其他事务,都须经过朝廷特许的“公行”进行。公行由广州的洋货行商——也即大名鼎鼎的“十三行”——组成,总揽对外贸易,代理外商报关缴税,并负责转达、承办官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实际上是兼有商务和外交双重性质的半官方组织。
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十三行的故事,都从康熙开海禁说起,其实,十三行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年),广东已有牙行性质的“三十六行”,代市舶提举盘验纳税。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有一首竹枝词,被后人无数次引用:“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但他笔下所写,却不是清代的十三行,而是晚明的十三行。
康熙实行海禁时,寸板片帆不准下海,中国人无法出海贸易,海外商人虽然有来,但亦寥寥可数,据《夷难始末》一书记载,1680年,朝廷从广东的夷商外贸征税,全年才得区区六十余万两,根本不值一提。屈大均这首诗约写于1684年,那时朝廷还没有开海禁呢,第二年才正式设粤海关,与海外通商。因此,准确地说,康熙年间并不是设立十三行之始,而是把原有的行商组成一个叫“公行”的共同组织。后来乾隆封闭了闽、浙、江三关,广州再次成为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州每年出口茶叶达三十五万担,价值9445万银元。乾隆年间(1736—1795年),平均每年出口生丝和绸缎二三十万斤;由于外商需求太大,朝廷担心会影响国内自用,一度禁止蚕丝和绸缎出口,后来改用配额制度,规定每艘英国船只准带土丝五千斤、二蚕湖丝三千斤,准配带绸缎二千斤。
1745年,瑞典的“哥德堡号”商船从广州购买了三百多吨茶叶和六十万件瓷器,在返抵瑞典的哥德堡港口外海时,不幸沉没。1986年瑞典打捞出沉船,从船上清理出九吨重的广彩瓷器碎片和几百吨茶叶,这些在海底埋藏了两百多年的茶叶,居然还能泡出茶叶清香,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首艘美国商船抵广州
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揭开了历史新一页。英国虽然承认美国独立,但取消了它在英帝国范围内一切贸易优惠。为了打破封锁,美国急于开辟与中国的贸易。英、美“巴黎条约”的墨迹还没干,一艘载重360吨的美国海军帆船,已被迅速改装为商船,命名为“中国皇后号”,并从国会那里获得了一张“海上通行证”,准备前往传说中“金山珠海”的广州。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784年2月23日,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诞辰,“中国皇后号”选择在这一天,载着人参、皮革、羽纱、胡椒、棉花、铅等商品,从纽约港出发。在海上航行历时188天,航程28900公里,在这年的秋天,终于到达广州黄埔港。
在13响礼炮(代表当时美国13个州)声中,十三行商迎来了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四个月后,“中国皇后号”的货物,在广州全部售罄。商人们忙于采办中国特产,瓷器、丝绸、漆器、象牙雕刻、绣金像、漆器、漆扇、雨伞,五光十色,样样都精美诱人,件件都让人眼花缭乱。一位船员得意地在日志上记录自己的“战绩”:1784年11月8日,我们在广州买了600件妇女丝绸刺绣的衣物。船舱很快被962担瓷器、864匹南京布和490匹丝织品堆得满满的。
1785年5月,“中国皇后号”返抵纽约。首航的圆满成功,在美国引起极大的兴奋。各大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刊登这艘商船运回来的商品广告,除了大宗的茶叶外,还有丝绸、瓷器及各种工艺品。这些跨海而来的东方物品,第一次如此集中和大量地陈布于当地人面前,其场面之壮观,只要稍加想象,亦足以让人目眩神摇。
由于海上丝路一枝独秀,生意兴隆达四海,在世界的商人眼里,Canton(广州)这个名字,简直就是财富的代名词;其知名度与传奇度,可以和阿里巴巴的宝藏齐名。在无数令人心旌摇曳的传说中,Canton总是都被描绘成一座繁华美丽的东方大都,世界贸易的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主要通道(在很长时间内还是唯一通道),只要敲开它的大门,万千财富便滚滚而来。
在对外贸易中扩大影响力
当年瑞典的“哥德堡号”商船每来一次Canton,贸易收入几乎相当于瑞典整个国家一年的GDP。因此,Canton名气之大,甚至让很多外国人误以为Canton就是中国,以为粤语就是中国的官话。经常到广州做生意的洋人,名字前常会被人加上“Canton”,变成“Canton的某某先生”;外国传教士们就编过不少《广东土话字汇》一类书籍,给那些要到广州做生意的人学习。
广东人为了和外国人做生意,也在拼命学习外语,最初他们发明了“广东葡语”,和葡萄牙商人打交道;后来又发明了“广东英语”,和英国商人打交道。所谓广东英语,就是用中文注音读英语,比如man(男人)的注音是“曼”,soup(汤)是“苏批”,today(今日)是“土地”。后来盛行于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就是广东人发明的。
十三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广东人不仅把对外贸易做得有声有色,开创了万世一时的繁荣时代,而且在社会文化领域,亦开风气之先,在多种文化价值的冲突与纠缠之间,俨然自成一派。在沿海通商城市形成十三行这样的商业组织,乃瓜熟蒂落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以城市为中心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应运而生。流入城市的是人口与资源,流出城市的是商品与观念。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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