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管理变革促进科研创新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现在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且深入人心，极大地凝聚了以创新驱动发展的社会共识。当人们在谈论创新，尤其是经济学家们在谈论创新的时候，他们所指的创新主体首先是企业家，而不是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因为在经济学家们眼中，技术专家只是在从事发明而已，创新则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而这就需要独特的企业家能力，包括敏锐的判断、冒险的精神等。当然，我们在社会的日常讨论中所说的创新，除了企业家把发明与市场连接起来的那种创造性过程而外，显然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种种创造性活动和成果，也就是科研领域的创新。

毋庸置疑，科研创新需要以具备创造能力的人才为前提。但仅有这个前提是不够的。因为科研创新活动是在特定的组织机构、制度环境和人文氛围下进行的，它也必然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而且，我们难免还会进一步追问：具备创造能力的人才本身如何能够脱颖而出？这些问题都凸显出管理在科研创新方面潜在的保障、助推或者妨碍作用。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具体的组织机构，这个问题都同样存在。

然而，组织机构的管理与人们在其中的创新活动可能存在某种严重的紧张关系。这是因为，用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一个著名判断来讲，创新乃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或“创造性毁灭”。而常识却又告诉我们，社会或组织机构的管理首先总是要维护某种既定的规则和秩序，它对新的改变总是构成牵制，与所谓的“破坏”或“毁灭”自然更是直接抵捂的。因此，为了促进创新，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与创新需求相匹配的管理的角色，首先就是要突破对管理的守旧想象。一旦我们突破这种想象，我们或许可以发现，管理对于创新的保障与助推功能，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减负。对科研人员和科研活动进行松绑和必要的放任，以宽松的管理给科研人员多一些自由空间。个体，以及基于个体自愿的团队合作，是科研创新的基本源泉。创新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因此给研究者赋权，尤其是杜绝不必要的干预，就构成了科研管理最基础的工作。近两年来，中央响应社会呼吁，在科研经费使用方面进行的相关调整便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二是承认。比减负、不干预更积极的下一步是，对科研创新者的贡献、价值给予承认。承认其实并不是一种特别高的要求，它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要让人得其应得。这种承认当然包括经济绩效上的认可、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还包括价值观和荣誉层面上的认同，进而提升整个群体的职业声望，营造和倡导尊重创新的社会氛围。

三是激励。如果说承认主要还是事后的认可，管理上更积极的做法则是通过资源配置促进更多的人寻求创新。对近代西方世界得以兴起并长期引领世界的原因所做的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观点就是，近代西方逐渐形成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从而使得对于从事生产和创新活动的人来讲，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如果把这种宏观研究的结论应用于组织机构的内部管理，至少有一个间接的启发，那就是通过资源配置引导人们的收益预期，从而促进创新。

四是成全。激励其实兼顾了事前诱导与事后承认。但比诱导更积极的做法则是，对于潜在的创新者，从管理上给予实质性的支持，从而成全其创新的抱负。既然是成全，就意味着事物本身已经有了一个起点和趋势。对科研创新而言，管理的成全作用指的是，针对已有一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基础的研究者，以实质性的资源配置帮助其提升化解风险的能力，并提供某些研究者单凭自身无力提供的基础条件。从宏观上讲，它类似于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健全的产业政策基本上都是在企业家主动选择进入某个新产业的前提下，政府因势利导，给先行者提供激励补偿和解决基础设施的完善问题，从而发挥“成全”之功。这种成全是管理为创新提供积极助推作用的典型。

五是组织。管理在促进科研创新方面所能发挥的最积极的作用，就是通过行政的方式，组织实施特定的、面向国家或地方重大战略需求的科研项目或大科学工程。在这方面，我们国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它使得我们可以实现单凭研究者个人或自愿形成的研究团队所无法企及的资源规模和科技突破。对于一个科研机构来讲，在特定的情形下，集中资源，针对特定的项目组织实施研究攻关，体现的也是同样的管理理念。

以上五个层次，是管理在科研创新方面可以扮演的从消极到积极、且积极性逐步提升的角色。这些角色告诉我们，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拥有的物质条件和权力资源，寻求通过管理变革促进科研创新的路径。在创新面前，管理并不是只能单纯发挥消极的作用。有人往往直接借用古典的、倾向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逻辑，认为在创新方面，政府和管理者是无能为力的，真正起作用的只能是自由竞争。但事实上，即便是在经济与市场领域，相比于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经济形态与市场模式也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当时作为商业社会之典范的英格兰，被斯密称为“小店主的国度”，而这种个体化、相对而言充分竞争的社会经济形态早已不复存在。正如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政府在经济领域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相应地，在创新领域，如果我们把管理的角色仍然完全局限在消极无为的层面上，那无疑是时空倒错。

当然，无论是在市场还是在科研领域，管理和权力的介入，总是会引发种种疑虑，例如资源浪费和权力寻租、朝令夕改和扰乱预期等。对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上述五个层次的递进性特征。也就是说，管理的作用，应该尽可能优先满足消极角色，审慎发挥积极作用，最积极的组织功能更应该是作为重要的例外。唯有如此，管理才能成为保障和促进科研创新的正面力量。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管理不应该是纯然守旧的力量，但我们对优质管理的期望，最终还是要落实为稳定的制度安排和确定的预期。唯有如此，企业家也好，科研人员也好，才不至于既要面对市场与创新本身的不确定性，还要因为管理制度、政策的不确定性与管理者展开博弈，从而耗费了本来应当用于创新活动的宝贵智力和时间资源。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科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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