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梁园虽以小巧精致、景色优美著称,但梁氏家族能够留名青史,除了财富和功名外,更多的是依靠行善乡里、造福桑梓。这一家风的形成,不得不归功于梁玉成。
梁玉成为佛山松桂里梁氏家族的第二代,作为梁国雄的长子,他持家有方,善于经营。梁氏家族能够富甲一方,全赖梁玉成的商业头脑。他秉承父亲的遗志,富而好仁。常对家人讲“财之积也难,汝骤获之,祥与殃莫定也。勉作善,毋累后人”。这种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慈善观念,使梁玉成无论是对顺德老宅的族人,还是对佛山的贫苦民众,均一视同仁,扶危救困,施医送药,修路造桥,便利百姓。他不仅身体力行,同时还通过刊赠书籍的方式,传播行善积德的理念、治病救人的医方,《经验良方》即是其中之一。
《经验良方》本是顺德人周其芬编纂的治疗各种常见疾病的药方汇编。略通岐黄之术的梁玉成对此书曾有研究,经过临床试验后,认为书中的药方确有疗效,遂生推广之心。在推广之前,梁玉成在原书的基础上,增补多种自己汇集的有效方单,并在书前增加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劝善名篇《太上感应篇》《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命子梁九图刊印,免费赠予普通民众。梁玉成在序言中有言“自来劝人以善,不厌其详;济人之方,恒患其少”。他重刊的《经验良方》,既有救人之策,又有劝善之言,双善合一,功莫大焉。
清咸丰四年,佛山爆发红巾军起义,梁氏家族受到较大的冲击。很多书版被毁,其中就包括《经验良方》。梁玉成之孙梁思淇为避免这本善书从此失传,于咸丰五年,对全书进行整理增补。原书仅是药房汇编,并无体例。梁思淇将全部药方按照身体各部位分为头部、面部、眼部、鼻部等三十一部,便于民众分类查阅,对症下药。同时调整了版面大小,以袖珍本行世,便于携带,随时观览。这一版本之后,该书被多家书局刊印,如光绪十三年上海扫叶山房刊本、光绪三十年上海校经山房石印本、1917年上海炼石斋书局石印本、1924年上海广益书局刊本,先后达八家之多。可见其流通之广,药效之确。
统观全书,以实用为主,并无中医理论,均为药单和使用方法,便于略通文字的人参阅,缺点是因多次增补,导致一些方单名称略有重复。如对中医理论一窍不通,难免会无从选择。该书为医书,但有些方单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戒洋烟断瘾丸、戒洋烟汤、戒洋烟丸等,反映了当时广东鸦片横行,戒烟已成为较为常见的需求。又如防饥救生四果丹、守山干粮是针对当时常见的饥荒所备,其中守山干粮颇有趣,具体做法为红萝卜洗净蒸熟待半干时捣烂,糯米蒸熟捣成泥,两种混合后涂于墙壁上或做成砖坯砌墙。待有饥荒,就从墙上敲下一块,煮成稀粥,以解危困。
梁玉成散财行善,自己生活却节俭朴素,乡志以“居恒俭约,衣粗茹淡”形容,我觉得并不是后人的溢美之词。作家汪曾祺回忆作为地主的祖父,虽有千亩田产,两家药店,但对自己的吃食,简单异常,平日只以鳝鱼汤或咸鸭蛋下酒。一个咸鸭蛋要吃两顿“上顿吃一半,把蛋壳上掏蛋黄蛋白的小口用一块小纸封起来,下顿再吃”,从无其他菜。待人以善,以祖传眼科给人看病,从不收钱收礼,可见中国的财主并不都是黄世仁,而他们的家族,在这种“积善”之下,“余庆”不断,值得思考。
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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