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云儿教院 八百难童的烽火童年

刚到四会，校舍尚未建好，只能露天上课。2004年，儿教院老师陈大展根据记忆所绘（本版四图）。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习各种生存技能。丰富的课余文化生活，融洽的师生关系。画面记录的是偷渡西江封锁线的情景。儿教院老师陈大展根据记忆所画的儿教院全貌。矗立在顺德青云中学的周之贞雕像。（资料图片）

文/佛山日报记者唐燕

尽管已经过去70多年，但在85岁蔡尔洪老人的讲述中，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依然那么清晰。那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抗战期间，八百国难之童躲避战火，从沦陷的顺德迁徙到四会乡间，在战争岁月中，走过一段艰辛的求学之路。蔡尔洪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是广东抗战史上一段可歌可泣的往事。琅琅书声是对战争伤痕的抚慰，是保存希望和力量的象征。中国现代教育史上，“西南联大”在迁徙流亡中求学的历程，是一个奇迹般感人的存在。而在南粤大地上，一帮仁人志士创办了“青云儿教院”，以“保元气，延国脉”为宏旨，于艰难时局中，也在筹划着教育兴邦的百年大计。

“青云文社”“青云精神”这样的字眼一直贯穿在蔡尔洪充满感情的回忆中，在谈到儿教院的创办人周之贞时，这个饱经世事的老人红了眼睛，一度哽咽。

“邦人君子”担大义

“我邑不幸，惨赋沦胥，终风且霾……言念种子将绝，文化日塞，死者沟壑，生者鹿豕，宁堪设想耶，邦人君子，佥以提拨青云文社学款，教养儿童，于事理为当……”

这段话出自周之贞，讲述了儿童教养院的缘起。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顺德沦陷，一时哀鸿遍野，整个县城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顺德人口锐减，并留下大量失养失教的儿童。国难当头，以周之贞为首的“邦人君子”以“青云文社”的名义，开始筹建“青云儿教院”。

作为顺德有影响的公益文教组织，青云文社在其3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资助和鼓舞了无数顺德学子，被视为顺德文脉振兴的起点和象征。以“青云”之名，继承先贤的大义与仁爱，获得的更多是一笔精神上的无形资产，因为随着大良失守，青云文社的资产大部分落入日伪手中，实际上，青云儿教院能从青云文社得到的资金支持非常有限。儿教院的经费，主要靠主理人四处筹措。为了保障几百名儿童的生活学习，周之贞多方呼号，甚至几次变卖自己的家产来维持运作。他卖掉的家产包括锡矿、果园、杉山、上海滩物业，乃至自己珍爱的古籍。1950年，他在香港病故时，已经身无长物，连棺材都是同志捐助的。

周之贞，这个名字至今依然让蔡尔洪心绪难平，提到恩师毁家纾难的行止，80多岁的老人落下眼泪。

周之贞1883年出生于顺德北滘，在家乡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长大后赴南洋经商谋生。虽然人在江湖，但他终生保持着忧国忧民的情怀。戊戌变法，他曾资助康有为宣传变法。结识孙中山之后，他开始追随革命者的脚步，并于1905年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为革命筹措资金。黄花岗起义、讨袁护国、护法运动……他参与和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1921年，他担任顺德县县长，虽然在任时间短，但他着力改造旧县，并倡修县志，功德匪浅。孙中山病逝之后，政局多变，他心生去意，淡出政坛，转赴南洋，漫游欧美、日本。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他写下诗作，抒发山河沦陷之痛。家乡惨状难以坐视，他再赴国难，拒绝了重庆国民政府委聘“国府委员”的邀请，回到战争一线的家乡，抢救难童。

其他参与筹建儿教院的“邦人君子”，包括何彤、伍蕃、郑彦棻、冯焯勋、郑军凯、陈骥、伍颂圻、陈劲节等人，都是当时军政两界有影响的顺德人。他们心系家乡，为儿教院的创办提供了支持。

周之贞亲自担任院长的儿教院也荟萃了一批教育文化精英：副院长廖平子出生名门望族，也是同盟会员，担任过报社主笔和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在文坛小有名气；院务主任赵百则是顺德有名的教育家，曾创办普育小学；教师陈树恩，战前曾担任顺德中学的校长，也是当年周之贞修志的搭档；训导股长赖子英是剧作家，以话剧抗日，曾与欧阳予倩共事……这一教师阵容堪称华丽。

这些社会精英在纷飞的战火中为孩子们谋得一张宁静的课桌，为破碎山河带来希望，是所谓“保元气，延国脉”。

风雨求学路

蓝图已定，工作人员在各乡招收难童。据出生于陈村的区汉滔回忆，战争中他父母双亡，面临着流落街头的命运。1941年冬天，听到招收难童的锣鼓声传来，想到有书读、有饭吃，他马上跑去报名，由于之前读过两年书，加上人比较机灵，于是他当场被录取，从此改变了命运。

从1941年冬天开始，被抢救的难童陆续分批被送往四会和广宁交界处江谷一个名叫佛仔堂的偏僻乡村，这里没有战火的侵扰，是儿教院的选址所在。但要逃离沦陷区，必须利用夜晚穿越西江上严密的封锁线。据当年难童罗树毅回忆，他们同批二十多名儿童在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带领下到达勒流，当晚正准备偷渡时，日军得到消息前来追捕，他们只好折返大良，一个星期后才偷渡成功。

在儿教院校友张泽彭回忆中，他是在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成功穿过封锁线。一百多名儿童分坐在十多条小艇中，大人们交待，不准说话不准动，要把身子伏在船舱里。随着船工的一声“加快”，小小年纪的他能够意识到身处危险之中。照明弹在天空闪耀，接着又是一阵密集枪声，幼小的心灵噗咚乱跳。直到几十分钟之后，船工宣布安全抵达自由区，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心情开始振奋，然后，不知从哪艘船开始，大家一起唱起了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从顺德到江谷，遥遥几百里，路途艰辛而又崎岖，要走几天才能到达。但这一路，从偷渡前的侦察和偷渡时的警戒保护，到接待、食宿、医疗等后勤保障，周之贞都做了周密的部署，沿途共设有5个接待站。各乡护送儿童的委员都是热心桑梓的人，而投入这项艰险的工作并没有报酬。

刚抵达目的地时，校舍还没有建成。儿童们需要分散到祠堂去住，而上课时则在露天席地而坐。尽管物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相对于被炮火蹂躏的沦陷区来说，这里已经犹如世外桃源般的美好宁静。不再有枪炮之声，在师长引领之下，儿童们接受文明的熏陶。

战争阴影犹在，但这一片童年天地得到过许多人的呵护。1943年天旱导致农作物严重失收，粮食来源断绝，危急关头，四会县长邓澂涛联络马来西亚侨领邓享雪中送炭，送来一万多斤粮食，解决燃眉之急。1945年，日军进犯江谷，为了儿童们的安全，儿教院将儿童分散到四周农户家。几百儿童被各家各户认作自己的儿子，得到很好的照顾和保护。在县长邓澂涛的机智周旋之下，日军被引走，儿教院毫发无损，度过危机。

日本投降之后，儿教院迁回顺德陈村，成为今天青云中学的前身。

不坠青云之志

对于儿教院的学生来说，周之贞是严师，也是慈父。在蔡尔洪的记忆中，他对学生始终那么和蔼，“不独子其子”，每一个学生都像他的孩子。

而儿教院以严格著称，实行军事化管理，一些因为战乱失学在社会上染上不好习惯的孩子，在儿教院开始端正了品行。为了适应战时的环境，磨练儿童们的意志，儿教院还以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教育。课余时间，孩子们需要参加种植劳动，参与校舍建设，还要学习编织竹制品、制作豆腐等生存技能。

物质生活依然艰苦，但文化生活却非常丰富，师生们组建了话剧团、歌咏团，不时举办各种文艺活动。青云话剧团在四会小有名气，粤剧名伶关德兴赴四会演出，主动邀请儿教院的小演员们和他同台演出，并夸奖他们演得好。

儿教院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整个学校设立“乡公所”“民政股”“文化股”“经济股”“警卫股”等机构，各司其职，全部由学生任职。周之贞用心良苦，期望能通过严格的教育，培养出能够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人才，他希望孩子们长大之后，能够具备担任乡长、校长和团营长的能力，以保护家园，建设国家。

回首往事，对于恩师的期望，蔡尔洪自豪地说：在儿教院受教育的几百名儿童，没有出过一个坏人，后来大部分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或者成为单位、公司的骨干，没有腐败分子，都是社会栋梁。

一段特殊经历注定了他们一生都是“青云人”，一生都怀着浓厚的“青云情结”。从1974年开始，蔡尔洪和他的校友们开始为四件事情奔走:建立校友会、恢复“青云中学”的校名、建立周之贞纪念馆、为土改中被枪决的赵百则老师平反。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提出这四件事情是需要勇气的。但为老师恢复应有的名誉，让师长的德行彪炳后世，这对他们来说是义不容辞的。

2006年周之贞纪念馆终于落成，这是最后一件完成的事情，其中曲折一言难尽。在联络校友、四处奔走、编印会刊的过程中，蔡尔洪自掏腰包不计较得失，2004年，他以十多万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一套福利房，用于相关的各种开支。对此，他很坦然：周公为了我们这些孩子把整个家产都卖了，相比之下，我这点付出算得了什么?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青云思想，了解周之贞，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事业。

周之贞的精神感召也造就了一代慈善家李伟强，这位香港成功企业家，便是当年的八百难童之一。为了回报母校的教养之恩，他设立了“青云教育基金”；感念流亡时期的艰难岁月，他在四会捐建了一间“青云小学”。多年来，他在顺德的各种捐资助学已经超过亿元。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他这样写道:“周之贞先生的侠骨热肠、忧世忧民的思想，相友相助、仁者博爱的精神，一定会薪尽火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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